（之一）侧读《外蒙交涉始末记》

　　外蒙自治，系于当时历史大背景，关乎中（北京政权、东三省政权、南方政府）、俄（沙俄、苏俄）、蒙（宗教、世俗）之方方面面，而我们听到的声音却只有一种。经验启示：凡一面倒之类，必有虚假在，必有压抑在，必有屈枉在。

　　作者简介：毕桂芳：清末官员，曾为驻海参崴总领事；1911年调任阿尔泰办事大臣，后改任查办库伦事件大臣，负责与俄国交涉蒙古事务。民国后，1914年毕氏出任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中方首席代表。1916年5月，毕氏署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后被张作霖唆使新军阀挤出东三省。《外蒙交涉始末记》记录了民国10年代到20年代中、俄、蒙就外蒙古问题的谈判及达成的外交条文；由毕桂芳及陈籙合著。以下是摘录：

　　“……有清统一中国，声威所及率隶版图，内外蒙古全归藩服。至康熙年间，西夷准戈尔倡乱攻略，西北沿至外蒙一带，匪首戈尔丹肆力东侵，外蒙四部落尽被蹂躏，全境为之震动，致劳康熙帝率兵亲征……历七八年，始将准夷剿灭，外蒙次第平定……由此输诚内附，划地分旗，为不侵不叛之臣。”

　　【藩：篱笆，引申为屏障，到清朝时，内外蒙由声威所慑规规矩矩的做了大清国的北部屏障。那么清以前呢？如果遇上蒙人之爱国者，跟你讲讲清以前他们大蒙如何如何，你又做何解释？再进一步想，如果清并未统一中国，那么就该是明朝人以如此手笔来写“鞑虏”了吧。】

　　“后乃厘定官制，钦派库伦办事大臣一员驻扎库伦；将军一员驻扎乌里亚苏台；参赞一员驻扎科布多……嗣于宣统三年添设阿尔泰办事大臣一员，第一任即钦派桂芳。尝考前清制驭蒙古之法，首重怀柔，故一切设施，悉取宽大政策，盖鉴于塞北用兵难于内地，不得不施之于笼络，动之以感情。是以二百年间蒙古畏威怀德，服从中央……”

　　【库伦：蒙语为市街，为蒙行政、宗教中心，政教领袖折布尊丹巴乎图克图居此；分二区，一为西库伦，即狭义之库伦市，市区行政机关及喇嘛庙林立。一为东库伦，或叫买卖城，距西库伦8公里，为汉商聚会之所，有商店数千家，为蒙地最繁华场所。旧时中央政权驻蒙之都护使署在此；后改名为乌兰巴托。

　　乌里亚苏台：蒙语为多杨柳；其北控唐努乌梁海，西制科布多，军台相接，形势扼要。清雍正时为震慑准葛尔始屯兵于此，乾隆时扩其城而定军制，遂为蒙境之军政首邑；民国2年应俄人要求始废屯兵之制；光绪7年开为商阜，俄、蒙及山西商人颇多。

　　科布多：处新疆及俄地之咽喉，为边防重地，清雍正、乾隆时平准部之乱先后修筑城寨，与乌里亚苏台互为呼应，为蒙西第一重镇，光绪7年设为商阜。

　　控制若此，敢不畏威？敢不服从？】

　　“向来驻蒙各官不准丝毫扰累蒙人，乃日久弊生，间有不肖官吏敲诈剥削，图饱私囊，以至渐失好感……惟俄蒙壤地毗连。俄人觊觎外蒙包藏祸心已久，迨至光绪末年……亨达亲王首先与俄人秘密私通。辛亥武昌事起同时，急进党人数名假借俄人保护，潜赴外蒙，煽惑蒙众，倡导独立，俄人趁此时机复从背后怂恿愚蒙驱逐库伦办事大臣……宣布独立……此为初次自失外蒙之情形也。

　　【向来……间有……：等于说恒常的德被四海，偶尔个别的小有骚扰，既如此何至于渐失好感？从蒙人角度看，中华帝国、沙俄帝国，“五十步恨百步”罢了，有一个好东西吗？】

　　“逮及项城总理电调……桂芳奉旨授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当俄蒙交涉之任，即与俄公使先行接洽……明知蒙古独立完全出于俄国主谋，不得不先与俄使交涉，为釜底抽薪之计，然后赴蒙议商方有把握……俄使云：我两国既讲邦交，蔽国所拟修造张库铁路，贵国先行允诺，则外蒙取消独立一事蔽使必能竭力相助。其意欲将外蒙取消独立与张库两事为交换条件也。桂芳答以蔽国内政不幸处此危急之际，故特求友邦相助，贵使趁人之危……俄使云：非也。张库铁路事与贵外部提议两年，迄今无正式答复，并非现在提议新案……。嗣与外部接洽……确有其事。遂将此情形报告项城，拟先急其所急，与其酌开谈判，虚与委蛇……所谓缓兵计也。然彼时政体将在改革，外部无人主持，且不欲在此过渡时负此重责……遂辞俄使预备起程……无如此时蒙路不通，非借重俄之西伯利亚铁路不得入蒙……俄使以张库铁路事未遂所欲，屡经交涉始终未允给照，延至清廷逊政改建共和，无暇及此，赴蒙之举遂尔终止，此为收回外蒙第一次失机也。”

　　【项城：袁世凯；毕氏这时已经从爱大清转到爱民国去了。

　　关于张库铁路：约自康熙年始，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开放，商贾们常牵押驼队，冒严寒、匪患跋涉于张家口与库伦之间，商道由此日益繁盛，这大约就是俄人对铁路感兴趣的原因。对中方而言，外贸兴而国势颓，内政废，即是当时的大背景。

　　客观讲，外蒙正是民国的副产品。】

　　收回外蒙的第二次失机，据毕桂芳讲，民国元年时，外交总长陆徵祥于1913年与当时的俄使开始磋商中、俄蒙三方协定，声明文件的第一条就是“取消独立”。毕桂芳6月抵达北京，以外交部所拟三方协定文件征求两院同意，而两院“频予责难，不为通过”。当时南方正在酝酿二次革命，两院“不欲使北京政府了结蒙事借以为牵制之计”。7月，二次革命起于江西，北京政府不遑兼顾蒙事，协议做罢。到二次革命平息后，中方再次与俄方商量中俄蒙三方文件时“果将前次所定之第一条蒙古取消独立删除矣。”

　　【在孙中山动员下﹐李烈钧于1913年7月8日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于12日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揭开二次革命的战幕。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後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二次革命全面爆发，但讨袁军一盘散沙﹐而国民党多数议员仍在北京留恋着议席﹐革命随即失败——清亡后，中华民国的躯壳内包裹着一团乱麻。此时，作为“藩篱”的蒙地即便不独立，它又内附于谁？跟谁讨生活？为谁做遮蔽呢？】

　　以下是《交涉记》所载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主要条款：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不安置文武官员、不办理殖民之举。”

　　当时，毕桂芳护理黑龙江都督业务，被电调入京，筹备中俄蒙三方会议。三方商定，恰克图为会议地点。1914年9月8日开议，毕为中方专使代表政府提出意见。在谈到中国现状时，毕桂芳说：

　　“清季政衰，革命事起，隆裕太后聪明仁爱，不忍生灵涂炭，举完全固有领土委诸今大总统，以行其强固之统治权。民国政府认定此旨，故凡承受于前清之疆土，不得令有丝毫损失……内蒙各旗咸喻此意，全体赞成；外蒙事同一律，其为中国领土之关系理应继续永不断绝。此等意思已载在中俄协定声明文件，及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互换照会之中。但外蒙迄今尚无何等之表示，本专使不得不于开议之始要求外蒙代表正式确实承认，此外并提出一款，即外蒙独立称帝有碍宗主权及领土之统一，应请正式宣布取消独立……至本政府所拟详细条款，总以中俄声明文件及照会为范围大旨，不外地方自治之地位……”

　　在接下来的颂辞中毕桂芳接着说：自中国改建共和以来，库伦误解共和意旨，致生疑忌，幸有友邦俄国出为调停，即有今日之会议……”

　　【所谈既为蒙事，却首先找了俄人，还自以为得计，足见当时之捉襟见肘。

　　毕桂芳强调的，是清时蒙地归为中土的史实。若蒙人给你讲明，讲元，又该怎么回答？

　　宗主权与地方自治完全是两个意思，两种界定——毕氏在偷换概念。无论从尊严、策略，还是从后果上讲都是要不得的，是失措。

　　彼时，孙中山鼓倡共和，主张民族自决，毕氏所谓库伦误解者，当指此。

　　毕桂芳爱的并非孙中山之民国，乃袁大总统之北京政权也】

　　9、15日，外蒙代表正式答复云：蒙古为保守疆土、宗教、种族及风俗起见，前与满清脱离关系，另组成国，公举黄教主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业经俄国承认，此次中国专使所提条件绝不承认云。而“俄国专使也拒驳，所提之条件以为出于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范围以外，难于讨论。”

　　【蒙人对自己民族的危机性考虑有依据吗？1929年出版的《中华最新形势图》在谈到外蒙政治经济中枢库伦时写道：“库伦为蒙古行政、宗教之首邑……亦全蒙经济之中枢也……商权昔全操于汉商之手……”一语道破天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赋性朴诚而多疑，少谋贪利而胆怯（毕桂芳语）”的蒙人怎么可能是“儒商”们的对手？从对方角度看，绝对有被汉化的危险！

　　俄国专使拒驳，肯定也是看出了毕桂芳在玩弄语言艺术时的破绽】

　　“会上“因之反复驳诘，各具理由，为时两月之久。”“其时欧战方浓，俄国急于了解东方交涉，延至11月初间始就我范。”“正讨论之际，忽发生中日交涉之‘二十一条’问题，俄方探之我国外交棘手，态度遽变强硬。”“彼时，屡接中央电讯，催令迅为了结，乃不得不遵从中央意旨勉为迁就，遂于次年6月议结，共议定条约二十二条

　　1915、6、7之《中俄蒙协约》中最主要者：

　　1、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十一月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

　　2、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自治权

　　3、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条约

　　4、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

　　5、中、俄承认外蒙自治官府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国工商事宜的国际协约的专权

　　6、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自治内政制度

　　7、中国驻扎库伦卫队数目不超200名，分驻其他地方佐理员卫队不超50名

　　8、俄国领事卫队不超150名

　　9、中、俄驻库伦大员有独见外蒙首领的权利

　　10、中国驻库大员得总监视外蒙官府，为使其不违反中国宗主权及人民在外蒙利益

　　11、中国与自治外蒙之正式划界另由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代表于协约签字后两年内会勘

　　12、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设官税

　　13、在自治外蒙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驻库大员及佐理专员审理判断

　　【条文对于宗主国家之间而言是适合的，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倡行“民族自决”的时代而言，却是非平等的。从既是一个民族，又处于两强之间的外蒙来讲，它埋下了动荡、摇摆的祸患，也注定这个条约只能是一时间屈从于形势的产物】

　　而后，毕桂芳返京，陈籙被任为驻库伦都护使；陈毅为驻乌里亚苏台都护副使。1916年，陈籙交卸，陈毅升为驻库都护使，“历任三载，根据恰克图议约联络蒙情尚称融洽。适值俄国内政紊乱，红白两党互争……且红黄两教争权夺利不堪其扰，并将不利于王公，遂有意内向。”阵毅乃利用时机与各王公当道商定取消自治草定办法63条……”

　　【这里说出了当时外蒙因俄事而产生的又一次震荡——沙俄毙，苏俄兴，同样倡导民族自决；宗教权利之争影响到世俗之行政权利的归属，于是某些王公“遂有意内向”——当然，大家也一定要打着人民的旗号喽】

　　1919年，蒙人巴布扎布称兵扰乱外蒙，陈毅呈请中央派军前往震慑。“当经政府议定，派遣西北边防军徐树铮司令率军前往。徐即派遣禇其祥旅长先发。

　　徐氏继之十月到库。此时，陈都护使正与蒙人磋商六十三条取消自治办法，徐司令到库后陈并未与之接洽，嗣为徐氏侦知，遂对陈大为不满，竟将其看管软禁，一面强迫蒙当局取消自治，前所酌议之六十三条一笔勾销。蒙人因畏徐氏一旅军威，不敢违拗，从此离异之心生焉……”“其时，取消驻库都护使，设西北筹边使，即以徐树铮特任。次年直皖战争，合肥下野，政局为止一变。”1920、8，北京政府又拟任陈毅出镇库伦。陈要求改设库乌科唐镇抚使，并拟出公署编制十三条，里面出现了公署参谋长、总务厅长、军务厅长等等。对此，毕桂芳的看法是：“俨然以全蒙改为行省也。”而“外蒙前受徐之逼迫，已蓄异志，今陈所定官制似将外蒙全境改为行省之势，蒙人心理恐有种族、宗教消灭之虞。”毕桂芳对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说：“查蒙人心理，不愿顿改旧习由来已久，熟悉蒙情者莫不尽知，前清时代，间有修陈改蒙古为行省者，卒因困难种种不克实行，蒙人闻此建议，恨之入骨，我大总统知之最详，现在何以出此打草惊蛇之举？”徐世昌回答：“伊等均愿如此办理，奈何？”

　　【对于外蒙，历代中土政权都是鞭长莫及。出掌蒙地汉官以为全权、视为囊中物是必然的。

　　宗主国——自治——行省，你们哪一句是玩真的？

　　毕氏笔下，一个中间坍塌，权利外倾，军人异动的民国——当然，他们都是“爱国”的。】

　　“是年秋，蒙人沟通俄白党由满洲里进兵入蒙。彼时车臣汗边界早有军队扼守，预防外人。不料俄人贿赂驻军长官纵放白俄入蒙。俄兵到库，禇其祥查系蒙人勾结，遂将活佛软禁，击退俄兵，一面电催陈镇抚使迅速起程赴库，并电请察哈尔派军赴援。察哈尔当派七支队赴援库伦，然开战后仅一支队开到，余皆按兵不动，其不肯赴援之原因自或另有作用，外人不得而知也。”

　　【地图上看，俄罗斯远东地区犹如向东延伸的长廊。被苏联红军追歼的沙俄部队最先逃跑到达的就是外蒙地域；被人追急了，想有个喘息、据守的地方，最近便者就是那里。当时，沙俄军队因内部矛盾和时局需要也早已分裂，有兵发满洲里的，不久为中方缴了械。有进入外蒙的，没呆住，败在远东红军“东方支队”的剑下。

　　至于中方“赴援库伦”又“不肯赴援”则由内部矛盾造成，请参看“关于外蒙问题之二——外蒙问题与奉系军阀”】

　　“十二月二十三日，俄人二次攻库，陈镇抚使以外无援兵，内乏粮饷，急向活佛商借三十万两，当已成议，因现款无法分配，暂存中国银行，以后如何处置不得而闻也。二十四日，俄人抢劫活佛，二十六日库伦完全失陷，陈使及驻库文武各员逃往恰克图，由俄国铁路先后回京。”

　　“此后，俄红党派兵驱逐白党蟠据库伦，并有不肖青年蒙人附合赤化夺取政权……。”

　　对于外蒙独立原因，毕桂芳的思考是：“盖因内争不息，政务紊乱，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斯际，倘能内外一致，策出万全，亦何至丧失外蒙，以数千里版图数百年屏障拱手送诸外人耶？”

　　【毕氏的思考比较客观，但文章通篇都流露着汉、胡并不平等，也不该平等的思想。当然这是关上门说的话，不能拿出去讲；而人家也有屋里的一套，那一套应该也是人家的“爱国”吧。屋里话是一面之词，既是一面之词，追究历史之丰富者就只能从字缝里抠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