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
西柏坡毛泽东接见米高扬为首的苏方代表团
这里是最原始的历史记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第一次（通过米高扬）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在（温和派）朝战专题 中有大批有关朝鲜战争解密档案和权威资料。欢迎朝战研究者和地缘战略爱好者发表独立意见。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一处)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绝密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去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委员会和中央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毛泽东（左）在西柏坡住地与米高扬合影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日本70万关东军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潜行而来，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鸹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不必潜行而来，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将其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充分做好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也能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我们准备照此回答，您是否同意此议，请电告。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似应做如此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由南京政府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从前电所述可以看出，我们为您草拟的答复国民党的建议的方案，其用意是阻止和平谈判。显而易见，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美国做调停人，国民党不会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的参加，国民党也不会进行谈判。所以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平谈判。这样，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因此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打内战。而国民党则成了破坏和平谈判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分子和美国导演的和谈闹剧就会被揭穿，而您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有义务参加调停，国民党也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不可与共产党讲和平，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列强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