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萌发于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演变”战略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手段和措施。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必须调整反渗透的战略措施，掌握反渗透的主动权。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基于国际局势新变化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重大决策和正确战略选择，充分显示了我国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安全的坚强决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梳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并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于防范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萌发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
这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极大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布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对立，又决定了两种制度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是对立的。以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权”概念为例，在两种制度里的含义就大相径庭。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关于人权的解释是：“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者，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天赋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人权的共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就是人权。西方人权观的实质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未从根本上触及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1918年1月苏俄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关于人权的论述是：“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观是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和对个人自由批判的否定，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抽象的，而是阶级的、具体的。它不但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还包括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十月革命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8年3月—1922年10月，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苏俄境内反革命武装，对苏俄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武装进攻，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均遭失败。相反，战胜了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于涉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也相对稳定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似乎成为必然。但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决定了它们的斗争是不可能停止的。经受了五次干涉五次失败的资产阶级们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阻止，思想意识的差异不可能用暴力抹杀。正如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所说：“共产主义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这种认识为其后来的继任者制定“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较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美国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苏联的军事实力发展壮大，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二战结束到苏东解体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矛盾对立，“冷战”成了世界格局的代名词。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成为两大阵营对抗的根本标志，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又主要是围绕“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展开的。概括来说，“和平演变”战略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军事（威慑、封锁）、外交（承认与不承认）、经济（制裁、禁运）、干涉破坏、心理宣传等不同的手段，促使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变革，逐步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蜕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实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遏制战略”，为“和平演变”战略奠定了“非军事”的理论基调。“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但当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是“遏制战略”。1947年7月，凯南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了他的“遏制”理论。他指出，美国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的遏制政策。美国有力量加大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迫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做法，来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策的瓦解或逐步软化的趋势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凯南没有主张通过武力消灭共产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吸取了十月革命后武装干涉的失败以及二战中德国在苏联大败的经验教训；二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如果西欧实现经济复兴，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就经受不起相形见绌的对照，近在飓尺的篱笆外面更加幸福和成功的生活奇迹必然最终对共产主义世界产生分崩离析和腐蚀性的影响。以“遏制”理论为依据，杜鲁门政府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防止欧洲人民在战后的困顿中倒向马克思主义，进而达到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双边和多边条约形成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实施“第四点计划”，对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地区进行援助，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主制度的好处”，遏制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蔓延。“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雏形。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战略”失败后，开始构想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战略的雏形出炉，是杜勒斯提出的。在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杜勒斯就认为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遏制政策即使可以遏制俄国帝国主义，但是也遏制不了共产主义。他认为“军事遏制”是一种自我失败的政策、消极政策，解决的办法是向专制暴君们开展政治攻势。他在《新外交政策》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这一战略：美国总统和国会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国家的真正独立；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国家制订一项自由计划；鼓励铁幕内那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美国之音以及像自由欧洲和自由亚洲这样的私人委员会的行动可以同上述自由计划协调起来；我们可以根据自由计划，通过中止或批准外交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经济、商务和文化关系；我们可以中止与那些仅仅是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现政府的外交关系，如果这样做将促进自由计划的话；我们可以寻求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在一个伟大的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对受奴役国家的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根据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变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为“解放”战略，发动了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的“自由十字军”运动，采取战争方式之外的一切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