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周边”概念的提出
“大周边”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近者说，远者来”的邦交思想，以及“远交近和”与“远亲近邻”的战略与外交文化，把“远亲”与“近邻”一并作为“邻”加以考虑。中国古典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超越传统地理范围局限，具有“大周边”外交的思想内涵。中国政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在“大周边”概念之中，“近邻”一般是指与我领土、领水、领海直接接壤的国家，如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国家；越、老、柬、缅、泰、马等东南亚国家；哈、吉、塔等中亚国家；印、巴、孟等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在中国延绵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上，与我接壤的有14个国家。
“远亲”的含义则要超出静态、传统的“直接接壤”的局限，着眼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从战略高度与长远角度，进一步敞开通道，将视野扩展到虽不与我直接接壤，但有安全、经贸、能源、文化等纽带密切连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
因为，贸易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传播性，决定了地理距离的相对性。因而，值得探讨的是，能否把亚欧大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就是对自古以来遍及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广大地区的长途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欧亚大陆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区位上的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西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在当时逐渐成为中国经贸伙伴的重要对象。这既是地理的政治化过程，也是政治的地理化过程。
目前，中国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影响在“大周边”地区不断扩大。如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受到越南、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东南亚等国家出现了中文的学习热潮。总之，以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援助观、新文明观为内涵的中国“软国力”的扩大消除了“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影响，拉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中邻”关系发展具备了某种精神动力。中国与“大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日益密切。如我国原油总进口量的约14%来自东南亚。
此外，在探讨“中邻”关系时，还应注意海洋国家的“邻距离”关系及传统的海权理论。蜚声地缘战略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马汉对海权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老马说，海权所指的不只是海上的军事力量，而是指远较其广大的一套活动。海洋是一条高速公路。根据马汉把海洋定性为“高速公路”的观点，可以说参与高速公路环球之旅的国家，均被国际安全与国际经济两大体系的两端所连接：“宽广的海面是天然的交通道路，不太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又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遥遥数万里，甚至从东半球到西半球都能畅通无阻。”
从海权理论及海洋国家的“邻”外交视野看，海上高速公路所能抵达的国家，都是“邻国”。既然中日、日美、美俄能互为邻国，那么中美、中墨、中智、中澳、中新（新西兰）、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应该是邻国关系。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邻距离”概念。
二、中国与“大周边”
对中国来讲，“大周边”地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托、贸易往来与能源供应的重要渠道、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平台、政治增信与文化交流的对象。但“大周边”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金融、恐怖活动、走私、贩毒、偷渡等有组织犯罪及疾病、疫情、自然灾害等各类风险发散的重要途径。因而涉及中国的文化、军事、能源、反恐、安全、经贸、公共卫生、禁毒、减灾等多个领域的对外关系及中国的总体外交。
从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大周边”地区的局势是我国建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大环境还是以和平、合作、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从经济、金融、灾害等非传统安全角度看，突发性危机事态常有发生。本届中国政府在短短两年内，就出席了两次区域性高峰会议，共同谋划如何建立针对诸如“非典”与海啸等灾情的危机管理体制。
可见，“大周边”地带安全、经济、能源等战略因素的重要性，使之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上升到“周边是首要”的高度。因而，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也上升为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与基本目标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营造”：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呢；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作为，有为才能有位呢？从探讨的角度看，作为“大周边”外交，可以考虑如下因素：
美国不是亚太地区的“观众”，而是“主角”。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在整个亚太地区，无论是从小周边还是从大周边的角度看，美国的影响力都占据优势，并因之主导安全、经济秩序，显然是个局内人。可见，美国是亚洲各国以及中国的特殊“邻国”。因而，中国与“大周边”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邻”三角关系，美国因素在周边安全中影响颇大，中美关系远近，对周边力量组合有微妙的催化作用。换言之，“邻”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舞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