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地域、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与它们关系的状况也有别。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重要性日益增加。
关键词: 中国外交；外交布局；外交战略；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要部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大，不同的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使之显示出地域性的不同，在中国与之关系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显示出中国对这个群体关系的变化。本文拟从发展国家概念和分化状况出发，探讨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及中国与其关系的状况，以期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性及其分化
发展中国家“指经济比较落后，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非拉[1](P560)。在西方经济著作中它们曾经被称为“ 经济落后国家”,“ 未开发国家”，后改称为“ 不发达国家”，或“ 欠发达国家”，近年来一直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称谓。这些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多被称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或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时指出:“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P601)从此这个群体在中国被广泛地称为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则更多地称它们为发展中国家。
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共同点。如都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后来获得独立，由于经济相对落后，都面临着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任务…… 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一贯强调的。但是，本文想指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国家众多，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有异，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获得独立的时间看，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就获得独立，也有个别国家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获得独立；广大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获得独立；而广大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的相对较晚，持续的时间长，大部分经过长期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获得独立。在独立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其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如在拉丁美洲除古巴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选择既非社会主义制度又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发展经济、维护民族独立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共同点，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此外，由于种族、领土以及殖民统治所留历史问题引起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多存在分歧，再加上不同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冷战时期大国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断挑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上进行，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往往很难形成一个整体。如在1954年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不同国家在斗争方向上存在分歧，有的国家把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等看待，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这些分歧也使中国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召开前夕而夭折[3](P251-254)。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部分: 亚洲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与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中国与这三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状况，以及它们在中国对外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不同历程
中国将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关系的“ 基本立足点”或“ 出发点”,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有两个: 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讲话所阐明的:“ 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4](P120-121)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 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5](P14) 正如1959年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说:“ 您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 还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是相互支持。您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2](P370)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主旋律。历史地看,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
1.周边发展中国家: 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沿。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是从周边国家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由于历史和当时国际格局的原因，周边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在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对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其对中国的疑虑，建立稳定的周边关系。如在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逃亡缅甸等周边国家等问题，在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非常谨慎和灵活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P26-28]。中国在解决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后中国与印度和缅甸联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6][P404]。这些努力在消除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周边环境。
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则是消除威胁，维护安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是威胁中国安全的根源，但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缔结同盟，是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这种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新中国先是在成立之初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后又被迫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入侵和对中国威胁的斗争。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减少，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周边又有多个发展中国家与苏联签订同盟，对中国直接构成威胁。此外，中国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也曾发生过摩擦，乃至战争。这种关系状况只是在冷战结束前夕，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关系局势的缓和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2.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 患难与共和互相支持的典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由周边国家逐步扩展到非洲。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结识了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基于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愿望，中国与其领导人很快获得了相互理解。如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会谈中，纳赛尔总统向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中东巴勒斯坦问题的缘由，周恩来则向纳赛尔解释了台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中国与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随后，中国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如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它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为此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范围广，数量多，形式多样，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殖民体系最后崩溃的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外援占同时期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5.88% ，其中1973年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92% [5]( P69) 。在这个过程中，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支持票随着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增多而增加，最终由中国曾大力支持过的阿尔及利亚等23 个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获得通过，在投票支持中国的76 个国家中，有26 个国家是来自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随着“ 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发展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而此时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重心也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