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经济因素在日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日益凸显。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依据时势变化在政策层面做出调整,中国在继续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同时，转变了以前以援助为主的合作方式，提出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即“ 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使互利合作更加名副其实，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

　　3.拉美发展中国家: 发展关系起步晚、进展慢。拉丁美洲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群体，但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受美国控制和影响，被称为美国的“ 后院”。虽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遭遇，也具有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缓慢的，除古巴获得独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外，大多数国家都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中国与大部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长期停滞不前。对此，周恩来指出，要相信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谅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出发，不使拉丁美洲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危难[7]( P351) 。中国则执行了一条“ 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的政策，直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才与主要的拉美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总理1985年访问拉丁美洲时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推动中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相对与中国与周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起步晚，进展也相对缓慢。

　　三、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格局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纷纷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但由于历史背景、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况，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国家抓住全球化提供的契机，通过体制改革，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扭转了弱势,使本国的经济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还有一些国家则是战争频仍，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南北差距在拉大。如自从1971年联合国确定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类别国家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经从25个增加到50个，而30多年来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中脱贫“毕业”的国家只有博茨瓦纳一个[8]( P351) 。原来的不同点在消失，新的分化在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9]( P36-46) 。

　　冷战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既有共同点,也有连续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它们相互磋商，维护它们的利益。如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联合国改革应该“ 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 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 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在最敏感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应该“ 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10]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在经济上，中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于2004年专门召开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工作的大战略和总方针，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上一个新水平。他指出,“ 要善于把政治上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 经济合作的形式要多种多样，注重实效，把贸易与投资、援外资金与信贷资金、‘ 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一要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二要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扩大工程承包，拓展国际市场；三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四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五要充分发挥高层互访和多边会晤的作用[11]。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同与冷战期间主要从战略方面考虑的援助，而越来越多出人道主义出发对外提供援助。中国政府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的提高，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外提供援助的力度也适当地加快，而且根据各个国家情况的不同，援助方式也要多样化，以使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地在第一线发挥作用[12]。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的联系和合作。如从1992年中国政府观察员代表团参加第10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雅加达会议开始，中国以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身份派团出席了随后的历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及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并同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保持着经常磋商与合作。中国支持七十七国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 特邀”或“ 应邀”客人身份出席该集团部分会议。1991年3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中国同该集团以“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开始形成“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合作模式，并已从最初的环境与发展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联合国财政与预算等领域。中国与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不同地区的多边区域性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合作。

　　以上诸点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连续性和共性，但具体到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不同地位和状况，具体如下:

　　1.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大部分周边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的布局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反映了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对发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这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在9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急剧变动、西方大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将同它们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当作“ 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不仅改善了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关系，而且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与这些主要是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改善，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恶化，而是通过外交上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进入新世纪，中国进一步提出了“ 安邻、睦邻、富邻”,“ 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使中国东南、西北、西南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安全环境，为了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是东南。冷战结束后，肇始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也颇有市场。中国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的态度来处理这种疑虑。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随后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普遍见好。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 A R F ) ，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A R F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其中包括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以及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 10+3)和东盟与中国( 10+1) 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2004年签署的《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确定，中国和东盟之间将从2005年7月起至2010 年5 年间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除大约500个贸易项目外，将逐步调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