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近四十年来的中苏关系，按友好――恶化――敌对――缓和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分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结盟

　　苏联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解放前夕，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同毛泽东主席会晤，双方进行了内部沟通。6月，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刘少奇奉命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同时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斯大林邀请刘少奇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会谈中，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作了自我批评，称由于不了解情况，有时干扰或妨碍了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这句话，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错误。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应邀访问苏联。除了为斯大林祝寿外，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约草案文本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修改确定的。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对此，一些东欧国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还亲自做说服工作。

　　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这里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的敌对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随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向社会主义“一边倒”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不过，所谓“一边倒”，不是一切都听苏联的，实际上是有矛盾和斗争的。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主权，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我们党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对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所谓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毛主席严词驳斥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应该承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战后远东与世界和平，曾起过积极作用。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重新作客观的分析，结盟政策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在党和国家关系上“称兄道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并不可取，也不科学，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

　　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我方搞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世界战争”，只会“机械重复”列宁几十年前讲过的话，称“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列主义真理，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并回敬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撕毁几百个双边协议和合同，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在新疆地区挑起边境纠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边境冲突事件。1962年，苏联又利用我国经济困难，制造“伊塔事件”，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多中国边民越境去苏。这样，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两党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4年，在我国倡议下，双方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为时半年的边界谈判。当时，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除条约文件外，提出“历史形成”和“实际守卫”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的“三条线”。这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沙俄和苏联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苏联的，中方当然不能同意。苏方一直回避叫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还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地图，具体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并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不休，谈判无果而终。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未签署任何协议，这与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决定有直接关系。在谈判中，除了黑瞎子岛地区外，双方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报告，建议暂时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的协定。出乎意料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回复不同意。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的指示， “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谈判休会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于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本人。后来，赫去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的汇报，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紧接着，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下台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毛主席派周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会谈，以期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苏联新领导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在招待会上公然挑衅，说“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部长喝醉了。周总理反诘说，这是“酒后吐真言”。11月14日，周总理返回北京，毛主席破例亲赴机场迎接。1965年3月，我党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年3月，我党复信苏共，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69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演变为边境冲突热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女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透露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并届时与周总理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旋即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