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周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会见中，双方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的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想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回顾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是非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外交方面也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为捍卫独立与主权、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威胁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形势变化十分微妙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柬埔寨，毛主席发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同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给尼克松总统传话，说如他想到北京来，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总是僵着？还指出，中美总要建交的，而中苏关系不可调和，没有什么谈的。1971年4月，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乒乓外交”，正如周总理所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宣布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1973年，毛主席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1974年，毛主席进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具体指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争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中苏敌对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飞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苏方一再要求释放机组人员，我方未予理睬。过了一年半多，苏外交部主管苏中关系的官员私下表示，要我方看在苏联人民的面上，释放机组人员回家过年。毛主席得知后指出，是否可以释放？我有关部门经研究，仍建议按间谍飞机处理，机组人员驱逐出境。毛主席详细了解情况后指示：三人无罪，罪在上级。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欢送回国。1975年元旦前夕，外交部通知苏方：经调查，机组人员关于误入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现予释放，飞机交还。这等于公开承认过去搞错了。这在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是少见的，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着眼于人民的思想。同时，即使在关系紧张对立时期，出于全局考虑，适当时候也可在策略运用上体现灵活性，使两国关系有所松动。

　　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80年满30年。条约中规定，在期满前一年，如任何一方不表示中止，则条约自动延长五年。这一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是废除还是中止，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于1979年4月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条约遭到践踏，决定期满后不延长。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内容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表示同意。

　　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中央指示，谈判中要坚持原则，不要示弱，谈而不骂，绵里藏针。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要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我方强调，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中方宣布，在苏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后来，实际上两国边界谈判也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9年。

　　20世纪80年代，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国内政策调整及国际形势变化，中央着手调整国际战略，改善对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邓小平同志指示，要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3月26日，我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这一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却隐藏着不同寻常的意思，引起了国际上极大关注。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2年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中方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苏方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于司长还同时去了波兰华沙。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一谈就是6年。政治磋商一共进行了12轮，前11轮都是钱其琛副外长主持。后因钱出任外长，改由田曾佩副外长担任中方政府特使。磋商中，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中方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则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柬埔寨问题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并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反驳说，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双方针尖对麦芒，各说各的，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这漫长的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苏之间开始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持状况。

　　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从恢复交换留学生开始，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要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来访。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要做了两件事：建议两国外长在联大举行会晤；主动提出派阿尔希波夫访华。据透露，选择这一人选，苏方是煞费了苦心。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不好拒绝；而且他主管经贸，可以讨论扩大双边经济关系；再者，他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可以借此进行高层接触。我方很快答复同意。但就在访问前一天，苏方突然通知，由于“技术”原因推迟访问。后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终于1984年年底成行。除了同姚依林副总理会谈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电视上播放了他们见面时亲切拥抱的感人情景。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济、科技合作。1969年双边贸易额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2亿瑞郎，1982年双边贸易额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