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新华侨报》12月25日载文《北京对日外交归于理性》，摘要如下：

　　仅仅在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前，中日关系还处在两国建交以来最低点，两个幷不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其领导人五年刻意“不接触”，这在近现代外交史上都属十分罕见。而在安倍访华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也没什么特别的“利好”能促使双边关系出现“井喷式”的回暖，但“中日关系的春天”（福田语）却又毫无征兆地降临了，近期中日两国外交互动之频繁，规格之高，简直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西方国家认为中日关系中不可理解之处颇多。比如，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一方面以“以德报怨”的博大胸襟，遣返大批侵略者，罕见幷严格地区分了军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民众，放弃了巨额的政府赔款，给予一个罪孽深重的战败国最体面、最宽大的待遇；而另一方面，又敏感地审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对方任何被视为忘恩负义的言行，都会轻易让人感到愤怒。再比如，中国时时不忘提醒自己的国民要牢记历史，民间也保有一定程度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它又坚持奉行“中日友好”的信条。

　　事实上，日本对华外交始终有一条明确的“利益”主线，自两国战后开启民间往来至今，中日关系的起伏从未真正损害过日本的国家利益。相比日本，中国与日本惟一解决的涉及中国重大现实利益的问题，或许只有台湾主权权益上得到了日本的条约承诺，至于领土争端、领海划界、战争遗留问题（如化学武器、民间索赔、慰安妇）等等，无论中日关系好与不好，都被暂时搁置或者毫无进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却花费了大量精力在中日之间的“道义”之争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

　　因此，对于目前中日关系毫无征兆的迅速升温，而且恰巧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前后，而幷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恐怕更应该从利益诉求上给出解释，这是中日外交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实，中日之间的众多现实问题必须借助良好的氛围才有望达成解决，对中国而言，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面对台湾在2008年的不确定，保持中日关系的良性沟通，确保日本在台海问题中置身事外，当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