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虽是全球性普遍现象，但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众多邻国的大国，跨界民族众多，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民族政策的实施都有跨国界的影响，是增进软力量的重要途径。过去中国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较少从跨界影响考虑，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出发思考。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空前高涨，总体是健康的，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但也有一种狹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在滋长，虽然它是支流，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邻国和大国对中国的忧虑多出于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教育和引导青年，使和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可逆转。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迁促使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即把宗教视为以信仰有神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拥有大量信众和文化经典的教会组织和活动场所，并不断开展社会群体活动的社会实体。中国政府和学者都赞同，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21]从中国对外战略的角度考虑，应当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再增一字，改为“宗教与社会主义互相适应”。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早就意识到，宗教将伴随着人类而长期存在。现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扩展了全球性影响，构筑了宗教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具有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从历史传统而言不是信仰宗教的民族，但也有相当多的宗教信徒，今天信众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和睦、慈爱、平等、扬善是各大宗教所共同提倡的基本精神。通过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能使世界更加理解中国，增加中国的软力量。中国文化的重大特点是包容和谐，特别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上升而且宗教文化冲突加剧时，中国的包容和谐就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对于宗教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主动发挥宗教的作用，例如主办世界佛教大会等，效果显著。关键是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宗教文化与宗教在软力量方面的重要性，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成为我对外战略中的新亮点。

第三，增强软力量的传播方式，目前特别要改善大众传媒和促进非政府组织交流，使中国对外战略如虎添翼。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作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可以说，不了解传媒，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由于西方传媒力量强大，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具有话语优先权，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英语是主要语言，西方的语言、技术优势都使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对外宣传”的思路和方法，现在必须转变为“对外传播”，即从以我为主到以受众为主，从重观点演绎到重事实归纳，从重官方发布到重专家讲授和民众传说，从单向灌输到双向沟通，从后发制人转向先发制人。[22]传媒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改进的建议，我特别要强调，传媒的改善不能仅靠传媒界，应当与各界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界结合，才能形成合力，事半功倍。传媒的思想变革和方法转变，不是技术性和策略性的，而是革命性和战略性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框架下考虑，需要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撑。依靠国际问题研究界，必然能得到更前瞻、全面、深刻的观点。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也应当更加关注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传播事业，形成政府和民间共同对外发出声音的局面。

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国普遍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看不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是中国软力量存在的盲点。例如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政府关系之上，没有非政府来进行社会的人民的沟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23]当务之急应当大力支持和扶助非政府组织。在建立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更要用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例如智库、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鼓励它们走上国际舞台，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培养人才，扩大队伍，积累经验，使它们由弱变强。只有从现在开始抓紧，才能逐步扭转中国在非政府组织方面的薄弱，为软力量的建设增加一块基石。

注释：

[1] [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第25页。

[2] 转引自陈玉刚，《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8页。

[3] 同注[1]，第159至164页。

[4] 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9至20页。

[5] 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陆钢：“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环球时报》，2007年6月19日。

[6] 王蒙：“走出去与软实力建设”，《文汇报》，2007年7月9日。

[7] 乔治·韦尔弗里茨：“没多少人害怕巨龙”，[美]《新闻周刊》，2007年6月4日。

[8] “澳国防报告担忧中国军力迅速发展”，美国之音电台，2007年7月5日文章。

[9] [菲]雷纳多·克魯斯·德卡斯特罗：“中国、菲律宾及美国在亚洲的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07年7月6日。

[10] 郑永年：“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6月5日。

[11]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12] 威廉·伊斯特利：“发展的意识形态”，[美]《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7-8月份。

[13] 威廉·佩塞克：“亚洲经济繁荣时，民主可以先等等”，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007年6月29日。

[14] 叶列娜·波多利科：“和谐重于财神”，[俄]《政治杂志》，2007年7月23日。

[15] 温都尔·明尼克：“军事演习促使中泰关系升温”，[美]《防务新闻》，2007年8月6日。

[16] 贝茨·吉尔、黄岩钟：“中国‘软力量’的源泉和局限”，[英]《生存》季刊，2006年夏季号。

[17] 谭中：“‘和谐世界’与‘秩序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5月19日。

[18]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至38页。

[19] 参看拙文：“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2期。

[20] [英]埃里·凱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21] 李向平：《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年，第313页。

[22]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23] 陆宜逸：“中国软实力的盲点”，[新加坡]《海峽时报》，200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