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 要求所有人( 无论干部、军人或普通百姓) 有义无反顾为之献身的思想准备; 中国那一时期的对外经济和其他援助, 例如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建项目, 基本上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自豪于国际责任义务的同时, 疏于考虑投入回收和等价交换的问题, 更不必谈评估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潜在消极影响。显然, 它与国内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氛围不无关系。改革开放之后, 上述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新环境里, “言利”不再是可耻害羞的事情, 相反成了正当的权益表达, 成为国内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重要考量标准; 与之相应, 拥有产权和法人地位的企业和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得到增进的公民, 都在国家新的外交方位里获得利益的代言及合法的追求。无论如何, 经济重心的形成是毋庸置疑的。从外交领域分析, 这种转向使得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家们更加注重百姓的实际利益和需要, 比如说, 更加看重“黄油”而不是“大炮”, 努力学会招商引资、带动国人和货物“走出去”等新手段, 同时加大领事保护力度, 密切关注中国公民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7]稍微浏览一下中国外交部网站就会发现, 有关“领事保护”、“领事新闻”、“领事知识”、“领事论证公证”、“侨务工作”、“公民出国注意事项”及“特别提醒”等内容, 占据了不断更新的界面之相当大的空间, 它揭示出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的动态。中国公民的出国人数急剧增长, 出国人员也由过去主要是外交官、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干者, 变成了包括了与日俱增的出国旅游者、劳务队伍、海外学子、海外移民、各种商务考察团以及负有维和使命的中国军人的庞大队伍。在最近几年, 随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等“新政口号”的逐步落实, 中国政府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务实和注重人性, 更加关切普通百姓的生计与愿望, 更加适合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比如, 外交部门在保持国家形象和礼宾外交最低必要性的同时, 大力削减了国事出访和接待方面的繁文缛节;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等的主要负责人多次上外交部网站回答中国网民的提问, 使这个建立不过几年的网站成为中国政府各部委里点击率最高的网站之一; 在前部长李肇星的提议下,外交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 定期举办“公众开放日”, 邀请各界民众代表参观外交部并与部司领导见面。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会见公众代表时特别强调: “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 这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 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 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8]如同“公众外交处”一位官员感慨的那样: “外交部近年来在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外交部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公众外交的意识, 在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意识也在深入人心。”[9]

讨论至此, 已涉及中国外交转型的最重要内涵之一, 即社会的参与逐渐增多, 外交决策过程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从建国初期的军人大使[10]到现在的职业外交家, 从捍卫新中国的主权尊严到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主轴, 从神情严肃、给人以许多神秘感的活动方式到更加开放自信、国事安排与公众外交并重——在不同代际中国外交人的身上, 可以感受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发展也最神速的这个大国, 从革命时期向和平时期、从“英雄年代”向“平民年代”、从“苏联模式”向“国际接轨” 的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是在大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不知不觉实现的, 近几年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引导下, 更朝着精致有气质、高级和负责、独立又开通的外交大国方向过渡, 展示着静悄悄却富成效的中国外交革命历史画卷。其中最重要的引导因素, 是不断增多、增强的社会性参与和部门间制衡造成的外交决策民主化进程。所谓“社会性参与”, 首先包括公众开放日的定期化( 始于2003年9月、到2006年底已有10次) , 对社会各界开放阅读的部分外交解密档案( 涉及20世纪50- 6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 , 建立“外交部公众信息网” 并每月公布“访问量排名”、“最受欢迎新闻”、“网站访问者来源” 以及外交部网站主站和各使领馆分网站的情况; 其次还有专家咨询活动的机制化和经常化, 把它作为外交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人员, 亲身感受到最近几年外交部向专家咨询活动的增多。据我有限的了解, 这种咨询大体始于90年代后期, 特别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和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咨询对象主要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国防问题专家和经贸问题专家。基本上, 每遇重大外交危机和国际间挑战的紧要关头, 乃至每年初外交部各司委规划全年重要安排, 以及主要领导人出访重要对象国和国际会议的前夕, 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课题布置和咨询活动; 成果形态也多种多样( 包括简报、讨论纪要、专题报告) , 成为各司处直到部领导和更高层决策者的参考意见。譬如讲, 学者关于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意见、关于东亚经济合作及中国参与方式的意见, 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建议, 都受到外交决策部门的重视。虽然目前尚谈不上已经建立系统完备和成熟的咨询机制, 笔者也常常听到“与美国相比中国这方面如何需要改进” 的批评或建议, 但总体上的进展和成效是毫无疑问的。[11]涉外事务的部门间联席会议, 则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八国集团( G8) 和二十国集团( G20)对话过程等多边外交( 尤其是经贸外交) 的增多而逐步设置和加强的。这类联席会议并不全是由外交部牵头和协调, 但外交部的特殊地位, 则使它成为最经常和最主要的协调单位之一( 其他参与部委还有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安全部、社会科学院等, 以及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等军方单位) , 且构成中国新阶段内部外交决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中国外交决策实践中, 这类联席与协作机制同样是非常新的方式, 同样有不同的形态和要求, 如一次性的或常年性的, 定期的或不定期的, 专题的或某个领域的, 为领导人的某次出访做准备的或为中国即将面对的某项国际条约做协调的, 有文字的或仅仅是口头议论式的, 等等不一而足。很自然, 联席会议的过程会出现各种意见和矛盾, 部门利益与局限性可能带来协调过程的各种困难, 何况在中国这一过程刚刚开始, 但它最大的好处, 不仅是以“兼听则明”的方式减少了中国外交决策可能的误判, 而且加大了政府涉外各个职能机构的相互协助、检视和制约力度, 推动外交工作朝着进一步的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进。

由此, 也能见证中国外交领域的另一大进步,即: 整个外交的学习过程和制度创新在逐渐加速,中国外交的活力得到更多机制的激励和保障。这里所说的“学习”, 用国际政治学者的表达, 是指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发生的观念和信念的改变, 也可以指新的思想及其过程的出现; 不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应当是对实践中的经历进行观察和重新加以解释的结果。这种可以发生在任何社会机构或系统的学习, 会带来政策的改变, 完善对于世界的认识, 或使人的思维结构变得比较复杂及灵活。[12]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外交的各种进步性改变中, 实际上都包含了这种学习的成分: 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更加理性和符合新的时代气质, 对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有清醒的估计和承诺,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口号更是直接受启迪于新的国内大局和要求, 而新外交的社会动员、参与和民主化过程也可以视为外交人员“换位思考”的重要来源。人们可以注意到, 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新举措里, 还有一些并非来自国内, 而是出自外部世界( 或是某种启示、或是某些压力) , 它们同样反映出外交学习的成效。例如, 中国政府和军队对于地雷使用的态度变化和政策调整,便受到“全球禁雷运动”及其背后各国民众吁求的冲击与推动。[13]一定程度上, 同样道理也可适用于中国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国际人权问题、全球环保运动以及某些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国际NGO的态度与政策。外交学习决不意味只是自我改变甚至完全放弃原先的立场, 它像个人的学习一样, 其间充满反思与认定、调整和反调整、简单到复杂、较低层次朝较高层次过渡等等“试验与纠错”的内容; 仔细观察和测量中国外交最近三十年的变化,就是一个借鉴消化、扬长避短、不断提高的进化故事, 是一部极丰富和有趣的学习史诗。所谓的“制度创新”, 指的是一种组织学意义上的新陈代替, 包括新的科层设置和更合理程序的应用, 组织机构及部门间联系的加强, 与媒体和公众沟通的多渠道更加便捷, 以及超越前人的体制安排。从中国外交部门的建制衡量, 这些内容已经或正在出现, 逐渐朝着机制化、成熟化方向发展, 典型事例如外交部与中共中央外办分工协作的安排, 外交部国际合作司下新设的分管非传统安全问题多边合作的专门机构, 政策研究司下面新设立的战略研究处、公众外交处, 领事司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