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领事保护处, 还有近几年新推出的外交部网站和外交解密档案开放安排, 等等。不难推导, 未来可能出现专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沟通的机构, 与中国共产党、人大和政协及各地外事口协作的机制,分管八国集团、北约等目前中国尚未加入的组织的接触程序, 分管外太空、极地、公海等等规则和开发问题的机构和人员, 分管对外援助和志愿者管理的设置, 筛选进入外交决策咨询过程人选的组织安排和课题安排, 等等。正是在台海危机之后, 中国外交部门与军方部门开始重视危机沟通与处理机制, 与譬如说美国方面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等经济主管部委不定期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得以建立和加强; 正是在近几年中国公民海外遇险事故的增加, 使得外交部与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共同协作并强化了对海外风险的评估;正是非洲在中国外交议事日程上重要性的上升, 使得商务部、中央银行及外交部门设置了对非援助的部委联席安排。在这些新的制度和规章建立的过程中, 人们不难发现典型的反思过程、经验总结、学习安排和观念创新, 不难感受中国外交人和外交工作的进步, 不难见证中国外交决策的多层化、合理化、精细化演变。这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制度发生的很多事情, 是过去几代人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的巨变, 是建立起适合中国和平发展、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所需要的外交制度创新。

讨论了积极的一面之后, 让我重点分析存在的不足, 探究进步的盲区与障碍。总体上看, 中国外交的进步与转型绝非一蹴而就, 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总体进步与发展的过程里, 同样有这样那样的教训, 同样不得不面对许多的难题。以下所及, 仅是笔者有局限的观察和看法, 写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首先讨论一下“和谐世界”问题。面对这一概念, 国内各方面的热议与外界的不熟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看, 国外除开少数中国问题专家多少对此有所研究,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更谈不上呼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一概念。究其原因, 不只是因为这一范畴下的具体政策内容尚不明确, 更因为现实世界强权政治的逻辑仍然在残酷地左右大众媒体和国家政府当下实际的考虑和追求, 因而“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所以, 真正要落实和推动“和谐世界”倡议, 第一位的要素还是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去做。在国外某些变形的画面里, 中国人不仅没有帮助改善某些地区的贫困和冲突局面, 反而是在助长、加剧已有的矛盾。比如, 不少外国舆论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 以满足自身庞大经济机器的贪婪需求, 却不去顾及原料和能源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中国的个别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把国内原有的一些坏毛病带到国外, 如制造过程中掺假、仿造, 或压低当地雇佣者的待遇, 或不遵守当事国的某些法律, 等等。一方面中国占有的市场份额迅速提高, 另一方面解释工作和互惠方式没有及时跟上, 从而使国外不少地方的主流印象是, 经济上强势崛起的中国巨人可畏而不可亲。这种比一般经济动物更可怕的扭曲形象, 与我们所期待的“和谐世界”的推动者形象, 是完全相反的, 让人生气和难堪的。这不只是少数与我摩擦甚多的西方国家存在的现象, 也是不少曾经把中国比作兄弟的亚非拉国家越来越多的一种议论。改进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行为有更多的“共赢”成分, 使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能带动对方的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增强环保、医疗、教育、财会、科技方面的投入和人员培养, 不要眼睛只盯着购买人家的石油矿产等原材料, 在“市场等价交换”的名义下心安理得地搞经营, 从不思考可能的漏洞、遗害及应承担的责任) 。由中国外交和商务部门牵头或协调的出国人员各级培训, 以及国内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应当成为未来建设中国软力量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另一个方面涉及更长期的国内体制建设努力: 必须明白, 正如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依法治国一样,和谐世界倡议的深入人心, 也离不开其法理基础的塑造。就是说, 中国必须更加自觉地在国际范围依据国际法办事, 带头遵守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那些进步的和主流的国际制度( 包括那些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加入的一些重大规制, 如国际气候及环保制度、国际劳工及人权标准等) , 使中国国内的法制化实践与我们对外关系上的法制化实践结合起来。恰似我们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景一样, 只有把它与国内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进程结合到一起、同时推进, 中国人的倡议才有真正的信用, 才会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里普遍的行为准则。中国老话“打铁先要本身硬”, 就是这个道理。假使某些企业和个人在国内一向违法乱纪, 却要他们在外国当好公民和模范企业, 肯定“勉为其难”, 即使暂时做到也不可能持续。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看, “和谐世界”之推进和被世人接纳, 应当是中国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形象提升后的“水到渠成”, 必然是一个漫长而不易的过程。由此考虑, 我们的有关外交宣传口径, 必须谨慎、适度, 有分寸感。

必须承认, 中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过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敏感度, 虽然较历史上和前一时期有大的增强, 相对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大国来说仍然不算太高。外界一些批评和疑惑( 包括某些不无道理的看法) , 很容易淹没在一个主要关心自身问题和需要的舆论海洋里。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全球化加速时代环境、生态和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与紧迫感受, 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悲惨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 对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四处扩散的危险的紧张情绪,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间愈演愈烈的全球能源竞争的焦虑不安, 以及对于中国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海外扩展活动的不满与抵触, 传递到中国后很快变成了大众媒体的普通话题, 变成了很少留下政策调整痕迹的“城市季风”。

笔者以为, 譬如讲, 在面对有关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气候制度( “京都议定书”及后续安排) 时, 我们不能仅仅算GDP的得失, 还应考虑它对提高国人环保意识和改善能耗结构的影响, 考虑相对简单的拒绝态度对于国际舆论和中国形象的负面作用。就中国外交部门和外交官而言, 如何减少外部信息传递过程的失真和不充分, 如何使国民对各种有益的批评有压力感和改进意识, 如何尽量使我们的外交工作内容适应新的全球进步时代的趋势、促进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 仍然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件事情。我多次指出,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和盲点: [14]大国所以能经历千百年沧桑变合而存续, 势必有其独特的基因( 文化价值、地理区位、政治体系、经济模式、社会方式、语言系统等等) , 有不为其他国家和体系所轻易影响和改变的硬力量和软力量; 与此同时,大国可能不太敏感, 可能忽略、轻视甚至无视中小国家和力量集群的批评或建言, 可能容易凡事不同于他人、遇事不太与人商量。除开这些一般性的特征之外, 中国还有其特殊的禀赋与传统: 是世界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联合国安理会和核大国俱乐部里独有的发展中国家, 是拥有当代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 是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并对此有深刻记忆的大国之一, 加上前面分析过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等等色彩,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显得极其纷繁复杂。考虑到这样的背景, 中国对于外部信息的感受度和接受度, 可能很不同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大国,日本和英国这样的海洋大国, 俄罗斯这样的老牌大国以及印度南非巴西这样的欧式民主嫁接过的后发大国。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心知肚明,尤其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信息传播时要有区分、有理性, 恰如其分地应对, 真正既不自卑也不亢奋。真正强大的中国, 应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 同时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长于解释和舒缓矛盾的大国。

从大的利害关系着眼, 围绕边界纠纷和主权问题与一些邻国的摩擦不断、谈判艰难, 证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严峻和复杂。不可忘记,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接壤邻国和非接壤的邻国总数近三十个, 其中有近一半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同我国围绕领土、边界、海域和大陆架等问题出现过和还将继续出现纠纷, 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麻烦甚至冲突, 危及中国自身的建设和周边地区的稳定。过去这些年处理这些纠纷的外交方针基本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同时也存在值得思考和改进之处。2005年全国各地大城市乃至港澳地区发生的一连串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纪念, 对党和政府的对日方针造成严重的压力; 形成当时部分社会公众反日情绪的原因, 不光有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和少数日本人在华行为的不轨, 还应看到多年我对日外交方针效果有限给国内部分民众的负面感受,看到中国国力强盛的同时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影响, 看到主权问题( 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划界问题) 在中日关系互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