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特殊敏感性, 看到我们现有外交机制内预警功能和危机处理功能的缺失( 我个人觉得, 后者尤其值得有关部门反省) 。鉴于主权问题不光存在于中日之间, 同时也涉及我与东北亚其他国家( 如韩国、朝鲜) 、东南亚一些国家(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 和南亚个别国家( 印度、不丹) , 外交部门很难有单一的方案和简单的模式应对之, 因此, 特别有必要尽早组织各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 包括国际法专家和地区问题专家) , 召开综合性的涉我主权解决思路研讨会, 使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智慧落实到具体领域和问题上。处理好这一大的挑战, 能够使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新时期获得新的动力并跨上更高一个台阶。类似分析亦适用于台湾问题:虽然台湾事务不属外交部职责范围, 但它的特殊性质早已超越了中国版图内处置纯粹内政事务的范畴, 牵涉到国家对外军事、安全、外交、商务和国际组织等等涉外领域, 牵涉到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等。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多次制造的台海紧张形势, 干扰了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 从而对相关外交和安全部门预警、危机管理方面的漏洞一再发出严厉的提示, 在深层次上迫使中央反思既往涉台政策的有效性部分和须调整部分。在笔者看来, 这方面的重大隐患并没有完全根除。撇开台湾岛内的复杂因素和美日等外部大国的干涉企图不谈, 从内部反思, 涉台部门与外交部门、军事部门在沟通协调方面存在的毛病,我对外涉台斗争中商务、卫生、渔业、体育及地方省市各种利益与需求之统筹兼顾上存在的不足, 以及相关政策咨询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全和研究部门的“缩手缩脚”现象, 都使台湾问题这一关乎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问题遇到麻烦。实践证明, 如果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改进现状的迫切性, 我们的预测工作就可能误判, 外交政策将会一而再地遭受麻烦。顺便指出一点, 从外交研究和教学工作角度看,中国外交学界对建国以来( 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间) 有关涉我主权冲突的研究和说明, 也相当缺乏和简单化; 比如讲, 在现有各种版本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教科书里, 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更谈不上深入细致的分析; 外交专业的学生们, 从课堂上和教材里很难学到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中越边境战争和西沙冲突、中国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对于高句丽问题的不同理解、中日海洋权益归属争端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等涉我重大事态的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缺憾。我们应该改进中国的外交史教材和教学工作, 使年轻一代未来处理类似难题时能做得更好。

这里涉及到转型时期中国外交使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对于中国外交决策部门而言, 处理好不同重大需求的关系, 找到其中的均衡点, 不是一件易事, 但非常必要。理论上, 当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 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营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但在现实里, 外交服务经济的目标趋于多元、变量逐渐增多, 尤其以涉我主权问题和国际责任问题日显突出, 形成对单一经济中心目标的不同制掣, 也使得在三大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思路变得要紧。不必同久远的过去相比, 即便观察最近三十年的进程, 也可以看出均衡点的微妙动向: 在邓小平当政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 , 经济建设和发展需求的主导性影响特别醒目, 主权争议( 及其需求) 虽未消解, 却保持在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状态, 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需求( 和压力) 基本上没有出现; 在那一时期, 军队刚刚从“文革”后期的创痛中走出来, 看到国家经济建设百废待举的大局, 加之没有太大的外部主权争议, 因而大大减少了军费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比重, 总体上是一种“忍耐”的低姿态。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需求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 其他可以暂且不计, 起码争议不大。在最近的十年多间, 发展需求虽仍是外交工作保障的主要内容, 却受到其他需求日益增多的挑战; 中日之间的主权纠纷和台湾问题凸显, 大国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加速, 中国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具备了更好的内部条件, 从而大大加快了步伐。在这十年,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消解为起点, 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和承担的国际义务迅速增加, 在海外实现的利益与日俱增, 同时, 国外对于中国强大起来后的追求也有了新的疑惑与猜想, 遂有了类似“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者”的各种说法。寻求新阶段均衡点的努力, 不能不包含了“经济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权利与责任”、“国内和国际”的对比, 远比冷战结束前的状态复杂。从研究者角度观察, 比如讲, 下述问题就需要仔细评估: 未来一段时间, 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到底哪种需求占有更大的优先性和资源配置权利? 在世界史上一些大国强国崛起过程适用的“大炮与黄油难以兼得”的逻辑, 是否像国内外某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同样适用中国情形? 在中国日益强盛和崛起的背景下, 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和诉求, 世界上和周边的各种刺激性因素及不测事件, 会不会导致主导20世纪80- 90年代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褪色失效? 我们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 还是说不可避免) 与其他大国和周边邻国安全利益产生摩擦碰撞? 中国已经和将要承担的国际义务, 究竟是对主要大国及其主导的规则负责, 还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的一般利益负责,后两者之间的异同如何判断? 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中国是否同时负有批评、修正和改造其中不合理、不公正部分的使命? 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为定为此类“不合理、不公正”的内容, 怎样认定它们? 需要的话,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列出许多, 它们从不同侧面证明了中国面对难题的性质, 以及中国外交主要服务目标在新时期次序排列的困难。坦率地讲, 笔者感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 外交办案的繁忙经常掩盖住对深层矛盾的探究。假使说过去“摸着石子过河”的策略是基本可行的话, 今天和未来更多要趟过的是深不可测的水域, 不能不有更多的推理、反问和前瞻。

上面的看法, 可以为对美外交做一个注脚。总体上, 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 我外交政策中对于超级大国美国制造的各种涉我麻烦的应对策略, 以及对于美国主宰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分析与解释, 迄今为止还不太理想。中国公众以及外交、商务部门以外的一些机构和人士那里, 存在着似乎不少的批评意见, 比如, 觉得中国的外交方位过分偏重这个超级大国, 对美外交不够强硬, “投赞成票和弃权票太多”。这与中国外交的实际能力以及专业机构的评估有很大的差距,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对美外交的公信力需要加强。的确, 从实际操作层面观测, 我方主动出牌的成分偏少, 而接招应付的时候较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失。好的总体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非政府机构外交、公众外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训等不同组成部分, 更有着沟通、协调、统筹它们的机制和观念。与美国方面相比, 我方可以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很多, 如两国军界接触过程表现的不同活跃程度( 尤其是向对方发出倡议的主动性) , 两国议会交流时反映的不同灵活性( 特别是同政府立场之必要的区别) , 两国智库学者作为二轨角色在引导议题上的能力差距, 两国大型企业公司在配合国家大局方面的不同成熟感, 两国外交方面的教科书和培训体系之丰富性的差距,以及两国新闻媒体报道对方复杂事态时的精致娴熟程度的差别, 等等。它们中, 有的可算作美国的“发达、精明、老到”的一面, 有的属于我方体制设置上的缺失或认识上的不到位。中美两国不仅在硬实力上有很大差距, 软实力方面( 包括“总体外交体制”的成熟、丰富和有弹性) 距离可能更值得重视。美国的外交/内政体制是值得讨论的对象: 不要光看布什团队在伊拉克问题上栽了大跟头, 或只讲美国霸权外交在世界上受抵制的一面, 还要注意美国政治体制( 包括强力部门) 各部分的复杂协调关系, 注意美国国会外交、各州外交、企业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微妙平衡作用, 注意美国国务院和主流媒体之公共外交的强大渗透力, 以及注意美国特有的政治选举带来的“钟摆效应”。面对美国超群的实力、有时蛮横单边有时善用多边的对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围的制度性结构性霸权以及它的国内体制的多元性多面性( 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之间复杂的“旋转门”机制) , 再看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及其相对单纯和单薄的外交体制, 经常给人以力不能逮、缺乏“用复杂对复杂”之手段的感受。借用学习理论的表述, 中国外交依然需要提倡“复杂学习”[15]和体制创新。这里, 不难联想到近一时期国内某些部门及企业在海外收购尝试的失败, 日益增多的公民海外遇险和财产遭损事件; 发生这些令人叹息的事件, 除开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外, 还多少反映出外交部门和有关机构信息发布方面的不周到、涉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