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坚定力量。”转引自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2006: 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29- 348 页。

[5]可参见胡锦涛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演讲, 题:“睦邻安邻富邻, 建言与中亚关系”。新华社2004 年2 月16 日塔什干电讯稿, 见当日新华网报道。

[6]出处同前, 见白皮书“前言”部分。

[7]2007 年3 月6 日, 李肇星在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特别强调了领事保护问题对于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现在中国外交部一共有4800 多位干部和员工, 有驻外机构240 多个, 所有这些人员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负有为在境外的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提供领事保护的责任。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 我们这方面的服务对象急剧增加。到前天为止我们的统计是: 在国外现在大约有67.5 万中国劳务人员, 从事远洋渔业人员4 万多, 外派船员15 万多。在海外设立的中资机构有1 万多家。出国旅游的、探亲的、留学的也在增加。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已经达到132 个。2006 年, 我们的出境人数达到2452 万人次。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 到2020 年, 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一亿人次。外交部和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一年来一共处理了领事保护案件三万多起, 还实施了从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撤侨的行动。总之, 我们要努力把‘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变成领事保护行动。具体措施包括: 发挥外交部牵头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 加强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 普及领事知识, 颁布《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 及时提供领事服务。遇到重大案件立即交涉, 必要时派出外交部长特别代表或政府工作组赴事发地, 协助有关国家依法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 研究分阶段推动领事保护立法, 规范领事保护工作。”见2007 年第7 期《世界知识》杂志, 第45 页。

[8]见中国青年报2007 年5 月20 日报道, 题为:“外交部‘公众开放日’, 杨洁篪阐述中国外交新理念”。

[9]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公众外交处副处长卫真的说法, 援引自人民网2005 年8 月15 日报道“李肇星: 外交部是全国人民的外交部———外交公众开放日首次‘走近非洲’”。

[10]有关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安排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出任驻外大使的史实, 可参见徐京利:《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89- 190 页, 第265- 268 页。

[11]依笔者对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一些中青年外交官的观察, 他们对北京、上海等地的主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最新成果的了解, 以及对国际大势和中国外交面临挑战的均衡分析, 达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平。本人也从王缉思教授那里听到了类似评价。

[12]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 2 ( Spring 1994) , p.283.

[13]2005 年9 月1 日发布的《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里, 专门有一段解释中国对于地雷使用的立场。它说:“自加入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以来, 中国严格履行议定书各项规定, 积极开展履约宣传和教育, 根据议定书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军用标准, 对不符合议定书规定的老、旧地雷进行了全面普查, 并分批分期改造或销毁, 迄今已销毁了数十万枚老、旧地雷。自1996 年宣布暂停出口不符合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以来, 中国一直恪守承诺”;“中国虽未加入《渥太华禁雷公约》, 但认同其人道主义宗旨和目标, 不断加强与公约缔约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中国重视反车辆地雷问题, 认为反车辆地雷与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关切程度不同, 处理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应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实际承受能力, 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反车辆地雷问题。”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2006: 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38 页。

[14]分别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写在前面”,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1- 12 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成就和缺失的几点感受”,《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年第4 期; 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1995- 2005) 》,“绪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第16 页。

[15]关于各种社会性制度的“复杂学习”, 可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第12 章“学习进化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454- 484 页。

[16]2005 年12 月,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简称“中国信保”) 首次发布了《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上、下两册,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 ; 2006 年年底, 中国信保再次推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上、中、下三册,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年12 月第1 版) 。中文长达440 多万字的两份报告, 一共分析和评估了当今全球190 个国家的风险情况( 包括政治风险、经济情况及投资和贸易风险等) , 给出了不同的国家风险参考评级, 还简要介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既往关系( 含政治和经济关系) 。虽然分析的框架还有可以改善之处, 这是中国涉外安全评估史上值得一书的举措, 是中国人在新时期走向世界的测量仪之一。不过, 阅读之后就会发现, 中信保与外交部的职能部门( 如领事司) 、国家安全研究单位( 如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和学术机构(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之间的沟通还不够密切, 其信息来源和分析深度有局限性。

[17]组织学理论表明: 现实的决策不是单一理性的过程。国家也不是单一行为体, 而是由特定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它们收集并实施每个决定所需的重要信息, 进而在特定场合进行最佳的理性决策并予以实施, 就这一点而言, 它们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决策者和机构每天不得不做出数十项重大而常规的决定, 很少有时间、信息或能力对造反进行理性评估。即使决策者做出了理性决定, 也时常缺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执行这些政策的权力。正如基辛格所说, 决策者“陷入了一场无穷无尽的战斗, 紧急事务总是被视为重大的。每个政治人物的公众生活, 就是在环境的压力中为维护其选择的原则而做的持续斗争”;“不可能每一步都是有序的。事实总是受到怀疑或处于争论中。一些政策, 即使都是很好的, 也会相互冲突。国家的目标也并非是精确的。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内容,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见[ 美] 威廉·内斯特编著:《国际关系: 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 姚远、汪恒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