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周边”概念的提出

　　“大周边”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近者说，远者来”的邦交思想，以及“远交近和”与“远亲近邻”的战略与外交文化，把“远亲”与“近邻”一并作为“邻”加以考虑。中国古典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超越传统地理范围局限，具有“大周边”外交的思想内涵。中国政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在“大周边”概念之中，“近邻”一般是指与我领土、领水、领海直接接壤的国家，如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国家；越、老、柬、缅、泰、马等东南亚国家；哈、吉、塔等中亚国家；印、巴、孟等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在中国延绵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上，与我接壤的有14个国家。

　　“远亲”的含义则要超出静态、传统的“直接接壤”的局限，着眼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从战略高度与长远角度，进一步敞开通道，将视野扩展到虽不与我直接接壤，但有安全、经贸、能源、文化等纽带密切连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

　　因为，贸易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传播性，决定了地理距离的相对性。因而，值得探讨的是，能否把亚欧大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就是对自古以来遍及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广大地区的长途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欧亚大陆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区位上的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西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在当时逐渐成为中国经贸伙伴的重要对象。这既是地理的政治化过程，也是政治的地理化过程。

　　目前，中国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影响在“大周边”地区不断扩大。如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受到越南、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东南亚等国家出现了中文的学习热潮。总之，以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援助观、新文明观为内涵的中国“软国力”的扩大消除了“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影响，拉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中邻”关系发展具备了某种精神动力。中国与“大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日益密切。如我国原油总进口量的约14%来自东南亚。

　　此外，在探讨“中邻”关系时，还应注意海洋国家的“邻距离”关系及传统的海权理论。蜚声地缘战略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马汉对海权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老马说，海权所指的不只是海上的军事力量，而是指远较其广大的一套活动。海洋是一条高速公路。根据马汉把海洋定性为“高速公路”的观点，可以说参与高速公路环球之旅的国家，均被国际安全与国际经济两大体系的两端所连接：“宽广的海面是天然的交通道路，不太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又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遥遥数万里，甚至从东半球到西半球都能畅通无阻。”

　　从海权理论及海洋国家的“邻”外交视野看，海上高速公路所能抵达的国家，都是“邻国”。既然中日、日美、美俄能互为邻国，那么中美、中墨、中智、中澳、中新（新西兰）、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应该是邻国关系。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邻距离”概念。

　　二、中国与“大周边”

　　对中国来讲，“大周边”地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托、贸易往来与能源供应的重要渠道、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平台、政治增信与文化交流的对象。但“大周边”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金融、恐怖活动、走私、贩毒、偷渡等有组织犯罪及疾病、疫情、自然灾害等各类风险发散的重要途径。因而涉及中国的文化、军事、能源、反恐、安全、经贸、公共卫生、禁毒、减灾等多个领域的对外关系及中国的总体外交。

　　从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大周边”地区的局势是我国建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大环境还是以和平、合作、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从经济、金融、灾害等非传统安全角度看，突发性危机事态常有发生。本届中国政府在短短两年内，就出席了两次区域性高峰会议，共同谋划如何建立针对诸如“非典”与海啸等灾情的危机管理体制。

　　可见，“大周边”地带安全、经济、能源等战略因素的重要性，使之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上升到“周边是首要”的高度。因而，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也上升为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与基本目标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营造”：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呢；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作为，有为才能有位呢？从探讨的角度看，作为“大周边”外交，可以考虑如下因素：

　　美国不是亚太地区的“观众”，而是“主角”。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在整个亚太地区，无论是从小周边还是从大周边的角度看，美国的影响力都占据优势，并因之主导安全、经济秩序，显然是个局内人。可见，美国是亚洲各国以及中国的特殊“邻国”。因而，中国与“大周边”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邻”三角关系，美国因素在周边安全中影响颇大，中美关系远近，对周边力量组合有微妙的催化作用。换言之，“邻”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舞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笔者记得，早在10年前的1994年，著名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所属太平洋论坛就出面分别举办了题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东北亚”的两次学术研讨会，并认为在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上，美国和中国的邻国仍可做许多事情；美国和中国的诸邻国应进行更多和更好的协调，必须注意不要因对中国的看法有分歧而造成美国与亚洲之间的隔阂。

　　尽管中国的“大周边”外交，特别是亚太外交不会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但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大影响仍然持有戒心。据台湾部分媒体报道，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基金主持人季北慈于2004年12月16日在台北出席“第十届中信CSIS圆桌会议”时声称，近年来，中国成功地在全球及区域外交的领域中，与周边国家积极交往，推行对中国有利且排除美国参与的多元国际架构，以增加中国在区域国家的关键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更是炒作中美利益冲突这一题材。该报2004年12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说，“在整个亚洲，中国在贸易、技术、投资、教育、文化领域正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可见，中美之间有一个缩小战略误解、增信释疑的任务。

　　三、“大周边”地带的力量组合

　　“大周边”地带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重视的“两洋一带”（大西洋、太平洋、欧亚大陆）相重叠。几年来，国际经济重心、地缘政治中心、国际矛盾焦点及军事力量重头逐渐转向亚太，受国际战略格局变动之影响，“大周边”地带各股力量的离散聚合，形成了深刻、复杂的态势。

　　“大周边”地带的力量格局基本上稳定，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及大国关系调整，给“大周边”带来了新情况。“9·11”三年多来，“大周边”地带各股力量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组合、重新洗牌的“流动”状态之中；互动、组合、重叠；再互动、再组合、再重叠。这种不断洗牌是由美国全球兵力大调整、大国关系变化，以及区域内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外交政策取向：

　　（1）以主导权竞争为平台，美、日、俄等力量加大对“大周边”的战略关注与投入，彼此对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加剧，并再次牵动了力量的分化组合。俄罗斯对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一线也有明显的外交进展。

　　（2）以传统安全合作为平台。美国军事上的“脱欧入亚”使地处“大周边”的各国在美兵力布局中的位置出现变化。在东北亚，美新军事安全战略与日、韩既有契合的一面，也有悖的一面；在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被提升为“非北约盟国”。“9·11”三年多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几乎都是沿着“动荡弧”地带展开的，反恐战争打响之前，美国“前沿展开、双边同盟”的亚太安全战略正在向互相“联网”、多边“升级”转变。换言之，“动荡弧”在演变为“基地弧”，并带来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化：如美日韩三边关系在军事合作领域的深化；美日澳三角呼应关系的加强等等。

　　（3）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平台，展开反恐怖合作。“9·11”三年多来，“大周边”地带亦是“恐情高发弧形带”。从高加索到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我国周边地带成了恐怖活动高发地带，被“感染”的可能性颇大，各国面临的安全成本在不断增大。美、俄、印、巴及东盟国家正在修改国家安全战略，以应对威胁对象的变化；调整军事建设原则，组建反恐专业队伍已势在必行。中国与上述国家在反恐领域有一定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成功地举行了反恐联合演习，进而促进了政治关系发展。

　　（4）以防扩散合作为平台，突出共同利益，维系合作关系。除长达十年之久的朝核危机久拖不决外，韩核问题、伊朗核交涉，以及日、台的核扩散危险，反映出各国（地区）拥核保安的心态及核环境的恶化。中美在区域核不扩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韩在朝鲜半岛或东北亚无核区问题上观点接近一致。

　　（5）以经贸合作为平台，“乘龙骑象”，加大对中印的经济、贸易合作，从而形成了多头的经济阴晴。各股力量基本上是在维持对美、日传统经贸渠道的前提下，加大对中印的经贸关系。

　　近年来，国际经济界有所谓“CD”经济的说法，即“大周边”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经济（CHINA）与数码经济所驱动。哈、蒙、印、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华经贸往来加大，搭上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快车。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化双方的贸易依存度，用经济杠杆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

　　（6）以能源、资源竞争为平台，形成了新的石油政治格局。“大周边”地带有很多富油、富矿国和地区，如中亚、里海、高加索、俄远东地区、伊朗与伊拉克；但同时美国在加强战略控制力，俄罗斯在提升市场影响力，日本在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大垄断公司大力拓展业务，不少产油国各找“门当户对”的大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