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四、21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还没有从国有经济为主体转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 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 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有人指出，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而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包围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包围。因为“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王小东也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你再怎么宣传自己的文化如何‘和平’，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所以，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国内代价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搞得好的话，我们在国内还会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们何乐而不为？”

      既然中国民主化势在必行，利大于弊，就应当像清廷在20世纪初制定《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九年筹备清单》）那样，尽早公布今后十年至二十年的中国民主化清单。在这一清单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各项：迁徙自由（城乡统一户籍）、劳工权利（自由工会，罢工自由）、统一国防（中央军委隶属国务院）、统一市场（在市场准入方面实行国民待遇）、党政分开（执政党与行政编制和国家财政脱钩，结社自由）、司法独立（法院垂直领导，法官终身任职）、信息公开（放宽保密范围，政务透明化）、表达自由（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媒体民营化）、地方自治（地方法人）、直接选举（竞争性选举）等。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

      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追赶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是英格尔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婴儿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 这完全是毛泽东的反城市化体制和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平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至75%，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他的国家发展目标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只要在今后几十年中始终强劲地推动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间持续保持6—10%的经济高增长率。

      除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政策来直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而中国在否定“文革”时期的极端反城市化方针后，仍然不肯放弃对大城市发展的严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两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认的中国城市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传统的思路必须改变。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多。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巨大。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经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方针：⑴合理发展大城市，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从适度扩张规模、加强基础建设、强化现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⑵积极培育发展中等城市，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集聚规模。重点培育现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层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⑶择优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从分散建设到集中建设转变。

      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应当重视大都市带或者叫都市连绵区的建设。在21世纪的中国，第一步是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已经初步成型的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为此，必须加速建设沿海、沿江以及“几纵几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构建未来大都市带的骨架。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一二十个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万，我们应当对此预作筹划。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以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的主体，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和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品味；防止环境污染、两极分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黑社会。

      全球运筹：迈向一体化

      中国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天下事。届时，中国的国际目标与价值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走向。

      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本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新、韩国等OECD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地区也应包括在内。拉美国家、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追随者与“搭便车”者。站在全球一体化对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和一部分独联体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中国。

      在发达国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声音。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绿党领导人纳德和改革党领导人布坎南可以说是代表反全球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本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有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结成反西方统一战线的，但是他们在车臣与新疆的所作所为，使这种可能性成为泡影。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但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来说，缺少了一点泱泱大国的风范与气派。“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表现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一种镇定，但自我边缘化，处于全球进程之外冷眼旁观，评头品足，幸灾乐祸，也不是长久之计。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作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