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 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专制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 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