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国想要什么怕什么
处于200年来最灿烂时期不会对台湾动武
中国崛起虽方兴未艾，但对内对外都面对挑战。中国经济增长10%，前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700美元，远低于美国4万2千美元，而且待业人口比新增职位超出20%，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贪污问题有待解决。虽然存在这些挑战，但是中国人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2006年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亚洲社会组织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在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大部分的中国人还相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赶上美国。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在海外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
由于中国沿海与内陆发展失调，贫富不均，中国领导人最需要迫切处理的是内政议题，建立“和谐社会”。由于中国大陆目前正处于二百年来前景最灿烂的时期，几乎不可能对台动武。美国根本不支持“台独”，中美都渴望和平和稳定，陈水扁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独”都失败而回。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黄靖表示，美国和中国都追求和平稳定，不会容许“台独”发生。一直以来，中国都不容外国势力干涉其内政。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位助手称，中国新的强势表现可以追溯至美国入侵伊拉克。他说：“他们感到他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他们认为这是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但这种对任何可能带有外国干涉色彩的事情持警觉的态度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就存在。我曾于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访问过北京，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轰炸只是使中国高级官员感到愤怒的一个因素：高级官员对北约重新安排解体后的南联盟的想法感到愤怒，这个理由是一个好理由吗？这并不重要。
由于经济的需要，中国对天然资源需求之大是前所未有，故中国仍未学会与以上国家的相处之道，在中国积极争取天然资源的问题上，美国就可以邀请中国加入能源组织和八国集团，以协商化解分歧。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说：“中国在30年前以零和角度考虑问题，对美国或西方好的，就是对中国坏，反之亦然。”然而今天的中国外交方针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第二部分：与中国合作
中国外交行为凸现建设性——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
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已促使中国去学习国际外交技巧。中国已经放弃了那种除抨击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外无其他内容的简单外交。中国著名外交政策学者、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称，2006年一个最重要的动向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发表的公报未再提及一些过时的措词。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篇讲演中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佐利克认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定义不应当太狭窄，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通过与我们共事确定未来国际制度得到更好的达成，合作事项可以包括知识产权、防止核扩散等所有事务”。佐利克说：“我不能确定是否曾有人使用过这些措词，它显然产生了一种拉动效应。”这可能暗示中国的行为近来已发生了变化。事实是这样的吗？美国的一位决策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这位官员称：“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作为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很重要。他们在一些领域向我们提供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帮助。”当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看法与美国和其它国际大国的祈求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帮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朝鲜核实验问题就非常突出，但不是所有的美国政治家都被这一点冲昏了头脑。在与邻国关系方面，有迹象显示，中国的行为正越来越具有建设性。中国1962年曾与印度发生战争，1979与越南发生过战争，它还曾支持过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中国现在与其邻国的关系只能用甜蜜和轻松来形容。美国由于深陷中东地区的危机，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中国正在大力加强与东南亚的合作关系。
美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停滞不前，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却在迅猛增长。在泰国和老挝北部地区，有许多城镇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人民币是流通货币。在泰国的清盛，一个中文的广告牌上写着：“致电中国，每分钟只要12泰铢。”一家宾馆外的广告牌用中文写着“房间干净、便宜”。与中国的贸易带动了中国云南昆明至河内、曼德勒、曼谷新的高速公路项目和沿湄公河的公路建设项目，这些公路正在运送不计其数的中国商品。正在改变东南亚的不是美国的援助，而是与中国的贸业往来。
中国“微笑的脸庞”不仅只局限于南方。虽然中国与印度素有积怨，目前仍有边界纠纷，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在访问印度时仍向印度伸出了合作的双手，两国承诺在2010年前使两国贸易量翻一倍，共同竞标它们曾互相竞争的全球石油项目。胡主席还试图修复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很长时间一直是中国的对手，两国关系最近几年出现了恶化。胡锦涛2006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刚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胡锦涛主席称安倍的来访是两国陷于低潮的关系的“转折点”，温家宝总理则称，安倍访华开启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