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2007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