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是第二个对东亚地区主义具有领导资质的国家。中国崛起后，对东亚一体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现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火车头（尤其在2004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规定的“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不但为东盟提供了经济机会，而且加深了东盟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从而使东盟国家在战略上重新认识了中国重要性。从政治上看，中国崛起后，在东亚地区组织中具有强大的自信和愈加重要的话语权，已经成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创造了“本域突起”的地区治理模式，取代了半个世纪以来完全由美国领导盟国治理东亚的“外来侵入”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这一本地区兴起的强国而非“域外”身份国，已经成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维护中心，与美国共同成为本地区的稳定力量。中国的影响力可以从东盟国家的认识和反应中得到体现。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地位的提升动摇了东盟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处理地区事务的信心，东盟国家开始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怀疑自己能否带领东亚国家依靠现有的制度达成更大的地区合作；另一方面，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由于地区作用的提升很可能主导整个东亚地区，并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排斥其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12]甚至对于中国角色的担心和理解上的分歧，还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对构建何种地区主义产生了争论。2005年12月的东亚峰会就曾围绕东盟成员资格出现过严重的斗嘴现象，东盟国家内部对于究竟按照中国坚持的“东盟＋ 3”模式还是按“东盟＋6”模式来推动地区主义而出现了分化。[13]
第三，日本的经济实力加上美日同步外交的增效作用彰显了日本在东亚事务中的作用。二战后，日本虽然无法成为政治及军事强国，而且从国际道义上讲，日本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资格。但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日本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和地区力量。即便今天中国通过高速发展成了区域经济大国，日本经济优势仍不可小视。我们比较一下2006 年东亚主要国家的GDP:日本为43674.6亿美元,中国为26301.1亿美元，东盟10国是10728.2亿美元,韩国是8882.7亿美元。 [14]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加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依赖度不断加深。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如果日本态度消极，东亚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在经济强大的同时，日本主观上也在向领导地位靠拢。自冷战以来，日本就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东亚角色，试图通过对一些国家加大投资，与其进行技术、人力资源和安全战略合作，辅以公共外交手段，改变日本在东亚国家中的形象，以便在该地区获得与中国相匹配的影响力，[15]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此外，美日同盟关系的存在对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有助推作用。美国是亚太霸主国家，在它的亚太事务设计中都要搭上日本，这种“同步外交”现象无形中让东亚国家认识到，日本和美国的“合力”行动是东亚事务顺畅发展的前提保证，这从侧面彰显了日本在东亚事务中的“准领导者”身份。
“三强共治地区主义”的现实性
如前所述，东盟无力领导东亚地区一体化事业，而中美日又各自具备领导者条件。但由于日本的“历史身份”、美国的“域外身份”和中国“相对力量不足”问题，三强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东亚地区主义的蓝图只能由三大国联手设计，东亚地区一体化最可观的前景是“三强共治地区主义”。所谓三强共治，指的是由中美日三个地区大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实施联合领导，借用“协商性外交”和“战略共管”的方式治理地区事务，重组该地区战略结构。
那么三强能否酝酿一种“共治”局面呢？从目前态势看，完全具备现实的可能性。权力平衡理论认为，吸引大国走向合作的目标有很多，比如共同意识形态和共同社会利益等。[16]中美日三国走向联合的共同引力来自“利益共生”，即三国之间已经形成的经济利益共生体。中美日三国间的贸易规模和依存度，不但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合，而且形成了巨大的三边经济钳制图谱，彼此难以割舍。这种利益共生格局，促使中美日三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战略思维：彼此宽容和默认对方战略部署的迹象业已显现，心照不宣地达成一种“战略平衡”，追求共同领导、各取所需这一殊途同归的目标。
其一，从美国方面看，其战略思维作出如下调整：在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充分介入东亚地区事务，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主动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确保其东亚战略部署的完整性免受冲击，为实现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
美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它的问题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是它的问题。在过去10年里，美国开始转变战略重心，正式承认东亚在其战略棋局中的重要性。1998 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和美国在东亚作为“稳定角色”概念的出台，表明美国至少一样看重欧洲和亚洲。[17]美国战略思路的改变，首先表现在积极与东盟接触。从 2002年10月美国与东盟宣布《东盟企业倡议》以来，美国与东盟的互动频仍，至2006年8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一项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目前，美国正以该协议为基础，进一步推动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而且双方自由贸易协定也在考虑之中。此外，美国还与东盟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在反恐领域的频繁沟通。
但是，作为域外国家，美国无法单独治理这个地区，必须与东亚地区大国协同行动，说到底就是与中国改进关系、加强合作，才能确保其东亚战略利益不受损害。在这种思维主导下，近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不但频繁，而且比以往更为主动。过去，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思维中，中美关系被定性为制衡与合作的复合关系。但是，现在合作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首先，中美首脑会晤不断增加。例如，从2005年5月8日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庆典上两国首脑会晤开始，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2005年一年内就会晤了四次；其次，中美两军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高层互访、院校交流、机制性交往均按双方商定的计划进行。例如，200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并提议建立中美军事热线。2006年5月10日，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总指挥法伦访问中国，5月 15日美军太平洋司令宣布邀请中国海军司令观摩美军6月17-19日在关岛举行的“勇敢之盾”军事演习；再次，美国逐步认识到，中美之间除了在稳定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方面的合作外，最重要的是确保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尤为主动，在美国提议下，中美先后于2006年12月和2007 年5月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两轮战略经济对话。总之，美国与中国的主动接触，一方面向中国表明，美国仍是东亚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也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比过去多了一份务实和坦诚。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安全秩序，避免因中美龃龉或误判后的冲突而破坏这一战略部署的完整性。近年美国提出的 “利益攸关者”概念正反映了美国与中国的互信基调。
其二，从日本方面看，它的战略目标是立志成为正常的政治和军事大国，拥有自己独立的防卫力量。为此，它的战略思维开始调整为：承认中国是东亚的领导力量之一，不再挤压中国，以减轻中国对日本政治和军事崛起的压力。
日本的地区战略是立足亚洲，放眼世界。日本的理想不仅是成为经济富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即正常国家。但日本清楚，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必须面对美国和中国的压力。“9·11事件”之后，为赢得日本对美反恐战略的支持，美国已明显放松了对日本军事要求的约束，因此日本真正的压力来自中国：日本的军事崛起必须考虑中国反应，实现联合国安理会“入常”梦想也需要中国支持。为此，日本的战略思维做出了调整。以往，日本附随美国大肆宣扬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图不明，试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动向，并与中国在地区贡献上竞争，阻拦中国与其争夺地区领导权。但近年来，日本在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默认中国的崛起，并以此降低中国对其军事和政治发展的压力。在中国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上，日本变得更加务实和明确。如最近几年，美日军事防御合作的加强使中国怀疑一旦对台湾当局采取行动，日本最终将与美国站在一起防卫台湾。但是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只要与美国保持当前形式的安全条约，它不会卷入到这种冲突中去。[18]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与安全事务上，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共生关系，它都会明显自觉地采取集体行动姿态，把中国纳入战略信任的框架。 [19]前首相小泉曾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必须提高到与地区其他国家关系的水平，作为广泛合作计划的一部分；2006年，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强调在解决危机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地区稳定。这意味着，对日本来说，正面看待中国的实力和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既可缓和日本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日本发展为地区领导的核心，使其如邻国所希望的那样承担起经济和安全责任。[20]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期间表达日中两国合作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信心，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繁荣共同做出建设性贡献。这为中日合作领导地区事务注入了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