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国内因为文化大革命陷入混乱，在国际上因为与盟友苏联反目成仇而变得空前的孤立。麦克米兰在书里透露，苏联外交官在1969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向美国试探，假如苏联对中国发动包括核打击在内的战争，美国将会如何反应。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危险。而当时的美国也同样问题丛生：在外部环境上，一方面是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另一方面，在与苏联的冷战较量中战略优势已经转向对手；在内部，则充斥了种族暴乱、反战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思潮，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中。
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目光越过19世纪的中西相遇和近30年前的改革开放，投向了整个中国历史，试图从中国上下近3000年的经历出发对她进行解读。英国历史学家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的《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一书看到中国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变化可以说少之又少，今日的乡村和几千年前的乡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在洛弗尔看来，造成此结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长城，这一历经了数十个朝代而“永远不倒之万里长城”既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抵抗了异族的侵略，同时也将外面的新思想、新文化阻挡在了门外，致使这块土地成为一潭死水，难以荡起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波澜，更毋论和欧美国家那样，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了。
在《长城》一书里，洛弗尔以长城为观察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从长城最早修建起来至今20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洛弗尔发现，在这漫长得近乎残酷的200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哪个帝王掌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异族，无论是南人还是北人，无论是出身贵族或出身乞丐，出身英雄或出身无赖，也无论是男皇帝抑或是女皇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或最终不得不选择修墙建城，为这块土地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否则会夜不能寐。
洛弗尔的看法是，长期的筑墙传统致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逐渐变得封闭自守，逐渐变得傲慢自大，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自认为是“天子”，自认为处于天下之中心，余者非蛮即夷，因此不屑于真心接受任何外来的事物，它实在是中国千年“不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明史专家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L.Dreyer）的《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一书则对明朝为何在1436年突然停止了海外航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儒家思想中对太监的痛恨导致了计划被搁浅，船只被摧毁。第二点是明朝宫廷从南京搬到北京后，中国决定再次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外不再感兴趣。这一政策变更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一书还对一些近两年来流传颇广，并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比如，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同时也是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加文·孟席斯在其著作《1422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说郑和在其第六次航海时曾抵达美洲西海岸并横跨太平洋返航，也就是说，是中国人而不是哥伦布最早发现了新大陆。德莱耶认为孟席斯的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
将目光投向历史的还有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哈里·盖尔伯（Harry Gregory Gelber）。他的《龙和洋鬼子：公元前1100年迄今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China and the World, 1100 Bc to the Present ）审视了中国上下3000年的对外关系演变史，试图从过去的经历，尤其是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后所遭受的苦难历程出发，来掌握中国是如何与外界打交道的。盖尔伯认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更可能争取和谐共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统治之法，证据是即使在中国的主权在19世纪遭受西方势力的侵蚀，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主旨仍保持不变，即，是外交，而不是战争，才是同“蛮夷”打交道的首选方式。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和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随着传统的封闭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转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社会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的两部著作就为我们描写了他们眼里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巨变。
曾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一书讲述了他1981年作为交流生从美国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插班就读的经历。那时的中国正在上演着巨大的变化。潘文的中国同学莫不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今天已成长为中国经济繁荣和政治领导层内的中坚力量。
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是一个美国人写他身处中国变革时代的所见所闻。这本书的名字“甲骨”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龟壳或牛骨上。何伟指出，在中国，个人与集体的观念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中国过去注重的是整个集体，而个人不应该出风头。不过现在个人已经得到了解放，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他们上进心强、甘冒风险、敢于自己作决定。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类似于美国西部拓荒时期寻求发家致富机会的心态。何伟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同凡响的。
1、詹姆士·金奇（James Kynge），《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2006年3月30日出版。
2、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3、胡安·安东尼奥·弗尔南德兹（Juan Antonio Fernandez）与劳利·安德伍德（Laurie Underwood），《中国CEO：20位世界商界领袖的自白》（China CEO: Voices of Experience from 2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约翰·威利出版社2006年4月15日出版。
4、威尔·赫顿（Will Hutton），《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自由出版社2006年11月14日出版。
5、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还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5日出版。
6、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30日出版。
7、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8、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兰登书屋2007年2月13日出版。
9、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2006年3月12日出版。
10、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L.Dreyer），《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朗文出版社2006年5月3日出版。
11、哈里·盖尔伯（Harry Gregory Gelber），《龙和洋鬼子：公元前1100年迄今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China and the World, 1100 Bc to the Present ），Bloomsbury Pub Ltd 2007年4月15日出版。
12、潘文（John E.Pomfret），《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亨利霍特出版社（Henry Holt）2006年8月出版。
13、何伟（Peter Hessler），《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2006年4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