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现了举世公认的高速增长，为什么绝大多数国民仍不得不靠着微簿的工资维持生存？

    低工资不仅遏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且它的负面效应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向生产环节扩展，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一些地方的产业升级政策一再被低工资效应所抵消。

    低工资的确引起了外资的极大兴趣，但受此吸引的多半是一些被母国淘汰的“垃圾产业”。因而过分强调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的突出后果是，吸引来一大批“垃圾产业”成规模地向中国集中。

     2005年12月15日，一名网友通过天涯论坛发帖，建议网民公开一下自己的工资条，“以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朋友参考”。帖子一出，应者踊跃，一年半之后，仍吸引了不少人回帖，而回帖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月收入不足2500元的竟高达80％左右，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亦达到8％左右。

    此次非正式调查所暴露的中国工资分布状况部分地得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证实。2006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发表谈话时坦陈，我国目前工资分布明显存在行业间和职位间差距过大的问题；垄断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员工工资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10倍，而且正在呈加速扩大之势。如果考虑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低之间的差距至少要再翻一番。

    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6月28日发表的《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一文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占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且另有研究机构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即使一些垄断行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仍高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由此可以推知，前不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一系列数据，除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分配正在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之外，丝毫不能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拿着低工资维持生存的现实。

    长期维持低工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经济史学家瓦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曾提出一个经济成长六阶段论。比照罗斯托的标准，我国显然早已进入了需要较高积累率支撑的经济起飞阶段。之后如果仍然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我国经济成长不仅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遥遥无期，而且很可能望着成熟阶段的萧墙长期徘徊不前——现代技术迟迟不能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不能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迟迟不能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另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外资推动的现状，不少专家已经发出警告，长期维持低工资正在使“垃圾产业”成规模地向中国集中。

中国工资水平究竟有多低

    邱刚（化名）毕业已经八年，现在供职美国一家驻深金融公司，月薪约21000元人民币，接近美国本土的平均工资水平。进入美国公司之前，邱刚更换了6次工作，几乎一年一个城市，从家乡徐州沿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广州，一直到深圳。虽然单位几经更换，但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行业。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徐州一家银行的营业员，月收入只有361元。他坚持了两年，最后不顾母亲的反对，只身南下，每更换一次工作，薪水都会略有上涨，但一直到2006年3月份，他最多的一次工资是税后6400元。

    “我短时间内不会考虑离开。”邱刚表现出很乐业的神情，“至少我不必穿着高档西服吃咸菜过日子了。”

    但是，他的不少同学和比他后跨出大学校门的学弟学妹们正在经历他以前穿着高档西服吃咸菜过日子的生活。他前不久打开同学录，不少同学问他，深圳的工资水平怎么样，意思是想跟随他的脚步到深圳发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从报刊上搜集来的信息，制作了一个表格，作为统一答案，—一回给了他昔日的同窗。

    邱刚搜集的信息与广东多家媒体披露的信息基本一致。

    与邱刚的同学们相比，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学生的处境可能更加困难。根据各种媒体的统计结果，从2004年到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正在呈节节下降的趋势。2004年，某门户网站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起薪不到2000元的占了调查人数的51.59％，而到了2006年，该数据上升到了58％左右。起薪超过4000元的人数略有增加，但起薪3000～4000元的“中间阶层”人数始终未能超过起薪4000元以上的人数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以下。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工资水平放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背景下考察，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但同期中国与印度工资的增长情况则完全倒了一个个儿，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印度的平均工资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超过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而中国2000年到2005年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2％下降到了10.91％，延续了从1980年以来节节下降的趋势。更令人震惊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久前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印度还要低10％。

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如此之低

    如果低工资只是一种市场现象，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或许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然得到解决。但事实上，我们的工资水平之所以长期被维持在一种有悖任何一种正义原则——互利的正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状态，是有一系列隐性的制度做支撑的。因而试图通过强制一些企业让出部分利润来缓解低工资造成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压力，只能是隔靴搔痒。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大体由工人工资、资本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三部分构成，而我国长期推行的是一种低消费、高积累、高税收的政策。换言之，我国工资被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状态，正是国家政策设计的必然结果。

    建国之初，为了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国家通过压低消费，从农民和工人那里吸取急需的资金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家实行过几次工资调整，当然不是普遍涨工资，而是将一些高工资拉下来。另外，为了尽可能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国家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三大民生问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而且长协间保持食品和日用品的低价格。我国的“低工资制”逐渐成形。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外资和鼓励创办企业事实上被各级政府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展开，低工资被当作我国的比较优势而得以继续维持，而且被无限制地放大。虽然没有哪一级政府明文限制工资水平，但各级政府引进外资和批难创办企业时，采取了偏向资本方的态度，几乎没有对工人工资标准做出硬性规定，客观上纵容了各类企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行为。另外，住房、医疗、教育主要由政府包下来的政策仍基本保持不变，针对因物价放开而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问题，各级政府基本采取了政府补贴的方式加以解决，亦消解了要求打破低工资的动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三改”（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逐步铺开、物价的上涨和产业升级压力的增加，民众和政府要求提高工资水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下述三种力量阻碍了这一愿望的顺利实现。

    第一，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低劳动力价格作为主要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墨西哥便是典型例子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便同中国为争夺美国服装市场摩擦不断。与中国相比，墨西哥不仅可以仿照中国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而且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