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下的中国产业垃圾化

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可以几乎不受任何边界和配额的限制，顺利打进美国市场。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企业将亚洲的工厂纷纷转移到墨西哥。为了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仍只看到了“洼地效应”。选择了继续压低工资，而不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办法。

第二，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倾向。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呈逐年持续上升之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财政收入约占GDP的12％，但到2006年，已猛增到20%（尚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比上一年猛增了24%，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总数超过GDP多出中国一倍有余的日本。被政府切走一大块之后，加之企业所得上升，GDP这块大蛋糕可用做工资的部分自然就少了。

第三，先于政策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民意的顺畅表达和政策的执行。中国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迟迟未能得到实现，因而急需媒体、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他们不少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倾向为资本方代言，比如我们就很少听到揭露和批评资本方利润和企业高管收入过高的声音。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往往亦因为既得利集团的阻挠而流于形式。

诚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言，低工资制成就了我国早期的改革开放目标，广东珠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为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1／3强的制造业基地，很大程度上是托了低工资制的福。“珠三角一塞车，全球就断货”的豪言壮语背后，是几百万拿着超低薪水的外来劳工的超负荷劳动。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后，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瓜分制造业蛋糕的战团、国内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迅速崛起及广东省内调整产业布局压力的增加，珠三角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制造基地”地位的战略正日益接近“天花板”。为拓展发展空间，广东省政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喊出了产业升级的口号，而且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加大对汽车、石化等产业基地和重要产业项目的投资力度，努力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发展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期抓住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的机遇，找到新的、持续强劲的增长引擎。

但是，2007年初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广东省各级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收效非常有限。一、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所占比例只有59.9％，明显不及上海（72.5％）、江苏（67.2％）和山东（65.9％），表明广东低水平加工业比重过高而高加工度工业成长不足、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供给不足的二元结构现象仍很突出。二、截至2005年，各类企业中，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不足10％，绝大部分仍然依靠引进技术；从工业增加值率来看，全省平均只有26.2％，不仅远不及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不及全国28.7％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率，平均仅为24.2％，作为IT产业主要内容的通信及计算机制造业更是只有21.3％，而非高加工度工业则高到28.6％，表明广东工业整体上仍处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产业链末端。三、多数工业产业缺乏龙头企业，表明广东工业产业缺乏竞争力。

上述数据所预示的珠三角产业升级前景亦不被海外投资机构看好。一家由一群来大陆投资且取得成功的台商所组成的公益智库——大陆投资创业网曾发表评论说：“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困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内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使得企业不会担心人力成本上升，靠人工就能赚钱。现行体制的弊端使得大量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外地劳动者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足够照顾，劳动力成本受到压抑，客观上延长了那些靠低成本活命的企业的寿命。长期以来，珠三角一直是香港淘汰产业的放逐地……（但）香港所擅长的是服务、贸易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产业、科技升级方面难以给予实质性的帮助。看起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之路将是漫长的。”

与珠三角十余年产业升级步履蹒跚并行的是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十二年来只涨了68元和八成以上的职工拿着不足2500元的月薪过活的残酷事实。

深圳比亚迪一名前员工小刘（化名）的经历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珠三角产业升级之困与员工工资之低之间的内在关系。

小刘2005年6月硕士毕业，8月份进入深圳比亚迪，七个月后选择了离开。从他的叙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选择离开，既与不满比亚迪的企业文化有关，亦与看不到工资上升的希望相关。

根据他的叙述，比亚迪光鲜的外表下面，不过是一艘由一堆被外国淘汰的垃圾产业支撑起来的和由一群靠关系而非才能取得权利的人控制的破船。进入比亚迪之后，他与厂方签订的协议书规定，前三个月税前月工资3800元人民币（本科每月为 2700元），食宿公司另外提供补助。试用期满后，硕士升为每月税后4000元人民币；两周工作11天，一般没有加班工资。劳动合同一签就是三年，三年内如果辞职，必须赔偿公司2.5万元违约金（本科2万元），无论工作年限长短。一开始，他对自己的待遇基本满意。但后来他发现，按照公司规定的工资等级制度，涨工资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从A级到H级（每个级又被分为5个亚级），每年升级（比如从E1升到 E2）的人少之又少，而要从一个等级升到更高的一个等级（比如从E升到D）则至少要等上四年时间。所以，他认为，“在比亚迪涨工资是神话。”后来，他又进一步发现，公司管理之无序、技术之落后、人际关系之复杂，让他几乎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最后他决定离开。据他说，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基本都已离开了比亚迪。

小刘和比亚迪的故事至少说明，工资增长缓慢很难实现人力资源升级，更难实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而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产业升级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正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正在提高，而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正在下降。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更加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另外，工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自然适用社会正义原则，而按照英国思想家休谟提出的“互利的正义”（英国思想家布赖恩•巴里的说法）原则，只有实现相关各方均等的效用增益，才能实现共同的效用最大化。具体到产业升级，如果尚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资本方却用损害作为重要相关方的员工的利益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有悖社会正义，而且永远不可能达到作为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如果资本方一味压低员工的工资，要想实现企业增益和产业升级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低工资的确引起了外国资本的极大兴趣，但它们多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技术含量低的产业。

联合国贸发会《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国际产业转移明显表现出日益向高新科技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的特点，亦即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成为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业等为生产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新兴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传统服务业，正在成为各自服务业发展的主流；每年以20％速度递增的服务业外包则主要流向了印度、墨西哥和东欧国家。

与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流相反，中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仍然是以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为主，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两头弱、中间强”——两端的研发、工艺和销售弱，中间的制成品生产和组装强——的特征，而且使得高能耗和高污染成为了中国产业的常态。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生产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耗费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世界银行则估计，中国每年因高能耗和高污染造成的工业产值和人民健康方面的损失高达1200亿美元，即便是发达国家亦难以承受如此之重。

中国被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视为理想的转移目标地与中国的低工资比较优势被过度夸大不无关系。

ASAT是美国一家半导体封装设计、封装与测试服务全球供应商，因为持续亏损，2006年决定将它的制造业务全部转移到东莞。正如时任ASAT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bert J.Gauge所言，公司做出此项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的低工资：“东莞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香港地区的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