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民主扩张越快，危机就越深刻
１９８９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美国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１９９１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又发表《第三波》一书，论述上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的世界民主浪潮。不久，把东西德隔离开来的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西方世界欣喜若狂。
从柏林墙倒塌到今天还不到２０年，世界民主又面临着新的全球性危机。民主危机首先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肯尼亚，由选举领导人引发的政治危机马上转化成为种族危机，导致了暴力冲突。其实，类似的民主危机对非洲人来说已司空见惯。亚洲的巴基斯坦自建立民主之后，很少没有危机的时候，最近因为前总理贝布托被刺，陷入深度政治危机。在拉丁美洲，民主在近年来逐渐演变成具有明显民粹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在俄国，早期的激进民主化导致了今天的反弹。俄国人民对激进民主化运动下产生和形成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恨之入骨。这为普京政府提供了机会。普京通过民主机制造就了西方称之为“新沙皇”的权威主义政治。尽管西方很不喜欢，但却为俄国人民所接受。在中东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在西方力量占领下建立了西方式选举民主，但这种由外力所强加的民主并不稳固。很多西方人相信，一旦西方军队撤出，那里的民主将摇摇欲坠。
即使在民主的大本营西方，民主政治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各政党都纷纷走中间路线，越来越多的政党成为为了选票而不顾一切的政党(catch-all party)。很多政党通过不当途径筹款，造成很多政治丑闻。西方的政党还受到其他各类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的挑战。多党制本身也存在问题。尽管人们称西方民主为多党制，但政党数目的多少对民主政治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在民主国家，两党制似乎最为稳定。但两党制的代表性是个问题。很多人质疑两党制是否足以代表一个社会的多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少数社会群体和族群的利益。在美国，很多年来人们希望组建第三党，希望两党制以外的政治力量出现，但均以失败告终。
所有这些，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民主政治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从概念到实践，民主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第二，民主政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民主扩张越快，危机就越深刻。
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得到确立和稳固。否则，民主化之后，很多制度就很难有机会产生和发展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出现并成熟是在西方世界。民主在西方产生和发展是具有西方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的。二战后，民主政治也通过西方占领方式得到推行，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美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民主之所以能够在德日发生和发展，和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和社会结构有着深刻关联。德国本身就有民主经验，日本在战前也出现过民主化运动。
民主需要有利于民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制度基础。即使在西方，民主的发生、发展也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的崛起，参与政治的要求随之而来。从这个角度说，可以认为，尽管民主的概念产生在西方，但民主并非西方的专利。任何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产生参与政治的要求。东亚社会的民主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民主还需要有一个制度基础。从人类历史上看，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民主国家，其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发生和发展的。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国家的发展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得到确立和稳固。否则，民主化之后，很多制度就很难有机会产生和发展。西方国家本身就通过这个路径。西方的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中央集权专制时代产生的，包括基本官僚政治系统、法律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社会保障、国防、外交等等。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明显例子。日本更不用说了，所有近代制度都是在明治维新后中央集权下造就的。
几乎所有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必须自上而下加以建立。道理很简单。在近代以前，最常见的国家制度就是帝国制度和地方化政权。帝国制度尽管表面上实行专制，但专制权力非常有限，帝国中央往往是统而不治。这里的集权和近代国家的集权具有不同的性质。地方化的政权就很难说是国家，例如部落。无论是从帝国转型到近代国家，还是地方化政权转型到近代国家，所有的民族国家的确立无一不是自上而下得以建立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进行制度设计。没有中央权力，就难以有近代国家。当然，在民主化之后，基本国家制度会有变化或者转型，但基本构架没有变化。当然，也有些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后才能够产生和发展，或者改善，例如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等等。
很多发展中国家既不存在有利于民主生长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更缺乏制度基础。在那里，民主的产生或者是因为政治精英追求理想的结果，或者是西方输出民主的结果。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西方简单地把民主规定为多党下的选举制度。所以，尽管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政治精英的输入或者西方的民主输出，民主可以发生，但在没有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下，伴随着初生的民主往往是无穷的政治危机。更严重的是，民主发生之后，这些国家再也没有机会来进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样，往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没有能力来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经济，政治人物或者社会上强势力量争夺有限的资源。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治人物的自私表露无遗，对社会民众毫不负责。他们诉诸于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部落主义也好，都能尽蛊惑人心之本事。结果当然是人民的灾难。
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
民主在一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选择民主。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相反，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人类积累起来的一份共同财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当忽视民主本身的价值：通过权力制衡而遏制腐败，通过竞争而选择德才兼备的政治家，通过责任政治而向人民负责等等。中国选择民主的道路既表明中国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价值来追求，也表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客观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趋于成熟。经过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造就了一个开放经济体和一个开放社会。这必然要求政治的日益开放。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确立了一套基本经济制度。现在中国正在加大力度进行社会改革，建设各方面的社会制度，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环境等等。这些制度建设对中国民主的平稳有序发展至为重要。但显然，中国的制度建设决定了中央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因此，在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如何进行？正确的选择是关键。在中国民主的路径选择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回答。
党内民主先行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党内民主不仅仅关乎党内政治生活，实现集体选择领导人、决策的科学化和遏制党内腐败等，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中央的权威。中央没有权威，决策就很难推行下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会成为问题。与党内民主相配合，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则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社会民主一方面意味着社会成员参与影响他们生活和利益的地方政治和政策，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一种有效的监督政治权威的机制。同时，社会民主也是训练民众民主素质的主要场所。但是基层民主并不排斥自上而下的权威。中国在基层民主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种种形式的选举腐败。这需要权威来纠正。在理论上说，民主具有自我纠正机制。但实际上则不然。一旦基层民主被地方力量所操纵，民主就很难自我纠正。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督导性民主”的由来。中国的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有类似的设想。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强调的宪政民主。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要建设法制。到１９９７年十五大，把“法治”建设提高到政治改革的核心。法治是宪政民主的核心。宪法至高无上。无论是执政党，参政党还是社会力量，都需要在法律的构架内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宪政民主是有序民主的最有效的制度保障。
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式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