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径庭。他说，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根据上文所述的研究成果———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的结论，蔡日方认为，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综上所述，蔡日方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说，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蔡日方说，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针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两方面解决方案，一是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

    未来增长靠什么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尽可能长的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蔡日方提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同时他认为，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上升。

    蔡日方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剥夺劳动者。

    综上所述，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