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确定性。

    已故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如此评价人的需要，的确是洞悉人性。

    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无论从家庭背景还是人生经历上看都是经济学家的完美类型，他出生学术世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两位亲戚——萨缪尔森和阿罗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本人五十岁之前就已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等职务，目前仍然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失业、资本税、储蓄行为及宏观经济”而著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权重中的迅速上升，萨默斯也加入了这一重头话题的世界性争论之中。萨默斯本人对中国经济的长远信心甚至高过了很多中国学者，他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崛起将来必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然而，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的他也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改革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否则日本过去的十年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未来。

    尽管对于萨默斯的观点，国内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萨默斯对于转轨经济的看法是否将延续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因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倡导用"休克疗法"改革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等国经济而毁誉参半)的结果，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那么确定性何在？

    然而，仅从中国高达1066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775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流动性泛滥来看，恐怕萨默斯的见解对于中国也将是有意义的。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对世界有何意义？

    为了思考这一问题——如何让美好时光永驻，巩固并延续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从过去20年日本的教训中可以找到一些堪为中国借鉴的方面。20年前的日本人肯定没有想到在其后的20年里日本经济所发生的一切。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那场被后人称为“工业革命”的事件之所以是场革命，是因为在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增长。比较一下古代雅典人的生活水平、公元10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17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发现其差别是不大的。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想象这样事情——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1.5%，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随后这场革命扩展到美国，其力量更加强大，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4-6倍。

    现在想想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约7%——中国在过去10～20年的增长率比这要高，那么每10年生活水平就会翻一番，现在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0岁，这意味着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发生了7次翻倍，也就是说变为初始水平的100多倍，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过去1000年间，就经济变革的规模而言，唯一能与此相比的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正如我所揭示的，那两次变革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如这一次。中国拥有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率也表现上佳，如果这一巨大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那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我经常提醒美国人，如果300年后的人们书写我们今天的历史，最主要的事件可能将不是美苏之间50多年“冷战”对抗的结束，更不会是中东和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