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机构和人民生活的改变

　　当人民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国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和自二世纪末叶到六世纪的连绵不断的封建战争，严重地影响了越南社会的生产，生产力只可能缓慢地发展。
　　北方封建统治者在扩大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时，无形中创造了一些客观条件，使越南人民掌握和运用这些条件来“自力自强”，并且进一步地巩固自己的独立精神。
　　社会发展的动力终归仍然是人民。我国人民为了发展生产，曾不断地进行斗争。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在完善劳动工具以及积累劳动习惯和劳动知识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在外国封建阶级直接统治的条件下，生产力仍然得到提高。这说明我国人民的自强精神以及抵制同化和保持个性的力量都是非常强的。在这样一个公社制度的传统还有很大影响的时期，造成这一强大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人民在生活中的团结一致。外国封建统治者虽然很残忍、很苛刻，但他们的统治不可能深入到县以下的基层。
　　我国人民在与中国、印度和南海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新的技术，并且学会了很多新的行业。我国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变化。
（以下略）
　 越南地主阶级是在外国统治的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在政治方面遭到外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挤，在政权里得不到高官厚爵。他们从越南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还要以贡品的形式缴纳给外国官吏。因此，他们与外国官吏和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之间有矛盾。由于受到人民反对外族同化政策的斗争运动的强烈影响，很多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他们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人民起来推翻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

　　在保存和发扬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民族文化的坚韧而激烈的斗争中，显示了我国人民自立自强的意志。与此同时，我国人民仍然不断地吸取、消化外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南方各国的影响，并且使其变为民族的文化。
　　首先，为了保卫民族生存，我国人民不断展开了反对外族封建统治者的同化阴谋的斗争。在所谓“北属”的时期，越族人并没有被汉化。经过很多世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越、汉在文化、社会、人种等方面实行融合的斗争过程。当敌人的军队大举南下侵占我国领土、残酷镇压我国人民的时候，大部分越南人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相反，他们却紧紧地依靠自己的土地、村庄，依靠我们民族赖以生育繁殖的地盘，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保卫民族生存和抵制同化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保存了民族的语言。
　　越语是在东南亚地区很早就己确立的一种语言，这说明这里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当遭到外国封建统治者征服和严密控制的时候，汉语和汉字也输入我国。但它们并不能消灭越语，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只有少数上层分子才学习它们。各个村社的劳动人民，仍然是按照自己酌生活方式来生活。因此，他们保持着祖先的语言——一种表达越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语言。当然，在外国的长期统治下，人们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起了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越语也必须相应地发展。
　　越语经过很多世纪的发展，吸取了汉语中大量的要素，跟它原来的状态相差越来越大。越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人们甚至可以在基本词汇和虚词中看到汉语借词。但是，我国人民以独特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接受了汉语的影响，在用法和读法方面使这些外来词语“越化”了，造成了一种“汉越”词语。汉越词是在我国人民想方设法来摆脱北方封建统治者的枷锁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
关于风化和礼教

　　自雄王时期，越族人就有了自己的风化，虽然这种风化还很简易、质朴。外国统治者，特别是锡光、任延(公元一世纪)、士燮(公元二世纪)、陶璜(公元三世纪)、杜慧度(公元四一
五世纪)等人先后制订了繁杂的礼教。这也是把封建道德、礼教传入我国的一种手段。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越南的风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人民在保存和发扬越南风化的民族传统和大众传统的同时，具有适应各种情况的无限能力。如果说，封建礼教一方面或多或少加强了家庭中的压制权，巩固了封建父权制度；那么另一方面，它却阻挡不了越南公社社会的积极传统——孝敬自己的父母和祖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最值得感恩戴德、最受崇敬的则是那些在建立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事业中建立功勋的英雄。不管外国封建统治者怎样干涉和禁止，人民仍然给雄王、伞园、二征夫人、苏历等人修建庙宇。人民修筑赵夫人庙，并称赵夫人为“女皇帝”(女王)。特别是对于妇女，封建礼教总是用“三从”、“四德”来束缚她们，但仍然没有能够阻止二征夫人和赵夫人的“贼寇闯进家，妇女也要打”的英勇传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仍然得到提高。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在东亚一带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文学艺术也渐渐输入我国。由于它是通过奴役的道路输入的，其目的是在进行奴役，因此我们在吸收它的程度上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是，尽管这样，它在越南文化的发展上也留下了烙印。文郎、雒越时期，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独特的较高水平的文化生活，但还没有成文的正式文学；我们的民间文艺非常丰富，并互在继续发展，但它主要是来自人民。由于我国人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和处于艰难的条件下，所以艺术创作只能是比较简朴的。因此，中国文学艺术的输入对于越南的文学艺术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关于宗教

　　自汉代开始，孔教、道教和佛教逐渐加紧输入我国。但是，也象其他东西一样，以上所说的各种宗教，并不是一输入我国就能马上按照侵略者的意图使人们信仰它。比如，儒教从汉代起就大力传人我国，可是它的基本教义并没有在我国生根发芽，特别是没有能够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和民族独立的精神。各种宗教和各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我国，它们相互融合，这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在我国造成宗教狂。因为它是分裂民族的非常有害的祸根。对各种宗教能够兼收并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我国人民的多次起义。赵夫人起义

　　外国封建侵略者的郡县政策、同化政策以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一定会大大地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民族文化的许多特点被埋没。国家穷困，人民处于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的境地。这时，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悬殊。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弱。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连续不断的起义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意志。
二征夫人起义之后，起义的中心转入日南郡。经过占婆族和其他各个兄弟民族连续多次的起义(公元137—144年、公元157年)，到二世纪末叶，建立了独立的占婆国。
　　在北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暂时的平静之后，从公元二世纪初叶开始，人民起义运动又渐渐恢复，并且比过去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汉朝官吏在九真的城池被捣毁(144年)，在朱达起义(157年)中，许多县令和太守被杀死。178年，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四个郡的几万人起来响应梁龙起义，攻占了各个郡公当了国家的主人达四年之久(178—181年)。在人民起义的影响下，统治政权的越族士兵也多次发动兵变(116，137年，184年……)。可见，二世纪的人民起义运动带有连续性和普遍性。起义运动由零星分散逐渐成长壮大，最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朱达、梁龙……)，　并互团结了各郡人民。这证明了通过反抗外国封建压迫的各次起义运动，越族人民群众和生活在达块土地上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日益得到了巩固。
　　到公元三世纪时，我国领土上爆发了由赵夫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248年)。赵夫人起义是二世纪至三世纪人民起义的顶峰。这次起义是在力量雄厚的外国统治者已经巩固其统治并且正在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的时期爆发的。
　　赵夫人的名字叫赵氏贞，其兄叫赵国达，是九真郡军安县(清化省赵山县纳山一带)有势力的首领。赵夫人是一位身体健壮、胸怀壮志和富有谋略的人。十九岁时，这位英勇、坚强的姑娘就和她哥哥在纳山顶上招募义军，磨剑、练武，准备起义。各地人民热烈响应赵夫人的救国号召。
　 有人劝她应该出嫁，不应该“作乱”，她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要乘劲风，踏恶浪，斩杀东海的鲸鱼，驱逐吴军，光复河山，砸烂奴隶枷锁，决不卑躬屈膝地做人家的妻妾!”起夫人的话反映了我们越南人传统的精神——一定要独立，一定要自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公元248年，赵夫人领导人民起义，进攻东吴官吏所驻扎的各个郡县。赵氏贞指挥战斗非常勇敢。她身穿盔甲，头插金簪，脚穿象牙鞋，骑在象头上，冲锋陷阵，吴军惊慌失措。
　　起义军多次打败了吴军，杀死了交州刺史。交趾、九真二郡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赵夫人起义。吴朝史记载：公元248年，“交部骚动”。
东吴惊慌失措，特派名将陆胤做交州刺史，并率领八千名军队，到我国来镇压起义。陆胤一面残酷镇压人民，一面采取狡猾的手段，用金钱和东西收买了几个地方首领。最后，义军遭到敌军包围，赵氏贞在松山(清化省厚禄县富田一带，现在这里还有赵夫人的墓和庙。)上壮烈牺牲。
　　赵夫人逝世后，东吴加强了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它动摇不了我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公元262年，东吴派邓询到我国来，并和以残暴著称的交趾太守孙话一起抓了上千名技术熟练的工匠到建业(南京)去修筑京都。他们还把我国青年捆绑到东吴去当兵，又强迫我国人民缴纳三千只孔雀和许多肥猪。我国人民再次起义，杀死了孙话和邓询。
　　就这样，在赵夫人起义之后，在晋、宋、齐等朝统治时期，人民的抵抗运动时起时伏，不屈不挠，蔓延各地。一个个地区的统治政权在一段时间里被推翻，如271年在扶严地区(太原，永富地区)和299年在九真地区(清化省)。也有时趁刺史回国或死亡，领导起义的首领(大部分是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成员)自动接替刺史的职位，在北方朝廷面前造成既成事实，如梁硕(319—323年)，　李长仁、李叔献(468—485年)等。特别是李长仁，趁交州刺史死了以后，他领导人民杀光了统治政权的官吏和军队，自称刺史。宋朝委派刺史来，妄图重新占领我国，都遭到李长仁的剧烈反抗。
　　东晋末期，在中国浙江爆发了由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遭到镇压后，411年初，卢循领导起义军转移到交州。六千多我国人民与中国农民起义军结成联盟攻打龙编。412年，由吕敬道指挥的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余党逃到交州。破产流亡的越族贫民与吕敬道所领导的义军相联合，举行起义，攻打九真郡府，杀死了该郡的太守。这是我国起义的人民与中国南方的劳动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