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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创造了世界性的大一统帝国 为何壮年早逝?
2017-4-22 0:10:00           作者: 小剑看世史

唐太宗创造了世界性的大一统帝国 为何壮年早逝?

唐太宗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己巳)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1岁。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高祖次子,母亲为太穆顺圣窦皇后。太宗出生时,有二龙在门前嬉戏,三天后才离去。太宗4岁时,一位相面先生谒见高祖李渊说:“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当见李世民时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怕便想杀了他,但那人却突然不见了,遍寻不获后,便为儿子取名李世民。

唐太宗在位的23年中,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空前的盛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国来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国家。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他的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宽容大度 任人唯贤

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

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著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

他能既往不咎,在即位之初,新的中枢决策班子里除了唐太宗原来的属下,还包括太子李建成原来的人。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认太宗为敌人。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贞观名臣魏徵便是其中之一。太宗曾质问魏徵:“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徵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并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后又让他行宰相职权。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徵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并增加科学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亲自选派刺史,为了选择好的刺史,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写在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根据各方资讯及时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

虚怀纳谏 从善如流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而朝中又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

关于魏徵直谏的故事颇多,这里仅举一例。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刚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圭和魏徵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而当时唐制的规定,是要到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军的。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徵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

太宗大怒,召来魏徵,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魏徵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魏徵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多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徵赏赐了金瓮一口。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一次,在民间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有一天,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注重法制 珍惜生命

唐时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后,他对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规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在各州要三复奏。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当时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至诚治世 官吏自廉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徵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像样的正屋。

而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却并非用了残酷的刑罚。唐太宗处分受贿官吏的方法颇为独到。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的赠绢,事情败露,在朝廷上,唐太宗却赏赐他几十匹绢。许多大臣不解,以为是在助长贪欲。唐太宗却说:“如果他尚有廉耻,我赐他绢,那耻辱比受刑还要难受。如果他不知羞愧,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也无益。”果然,长孙顺德万分羞愧,众臣也深有感触。

在重用和尊敬功臣的同时,唐太宗还非常注意对他们的统辖,决不允许他们居功自傲。尉迟敬德为李氏江山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但他经常盛气凌人,骄纵无比。一次酒宴之上,尉迟敬德竟然殴打任城王李道宗。见敬德如此放肆,李世民十分不悦。他对敬德说:“朕要与你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官自傲。你可知汉朝韩信、彭越为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刘邦的过错。”敬德这才害怕,从此大有收敛。

唐太宗也非常注意自己要行得端,做得正。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到,“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鲠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薄赋尚俭 体恤百姓

唐太宗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不滥用民力、注意予民休息。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农事,曾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他还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文武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他还曾前后放出宫女多达三千余人。他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这样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

太宗对左右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于割下自己的肉填饱肚子,吃饱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国家也灭亡了。所以,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我常常这样想,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寓兵于农 救灾恤贫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濬河渠。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

他恢复了“均田制”,18岁以上的男子分田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保证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唐太宗推行“府兵制”。府兵从民户中征集,21岁应征,60岁免役。平时务农,农闲时集中训练,服役时要自备兵器资粮,分批轮流守护京城或边境。一旦有战争爆发,由朝廷下令征集,交给大将统率。战争结束以后,返回各地。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既能保证兵源,又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同时,由于兵将不能长期相守,避免了有野心的将帅拥兵割据。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贞观二年(628年),关内发生旱灾,百姓缺粮,有许多人卖儿卖女以换取衣粮。四月,太宗诏出御府金帛赎回被卖儿童,交还父母,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贞观四年(630年)太宗阅读中医著作《明堂针灸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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