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战争》（1899）一书中，Ivan Bloch创造出一个令人惊叹的量化的战争史－关于战争的打法－不是历史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他相信量化的历史可以作为预测未来战争的基础。Bloch 和Neuatadt和May （1986）都希望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纪录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但是都不成功。Bloch 的经验揭示了用历史预测未来的困难度。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他作了三项重要的预测。第一是，军事科技的演进将使相对弱小的一方足以防御强大一方的攻击。他预测，机关枪的发展能让躲在壕沟内的每个士兵在每秒钟射出大量子弹，造成入侵者极大的伤害。这个预测不幸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大特征，就是同盟国和轴心国一连串无效的攻防战。数万士兵付出生命，却无法突破双方的防线。Bloch 在马恩战役、索末战役和夏特提尔利战役的二十年前就写好了剧本。

　　他的第二个预测是也几乎完全正确。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或防御的财政成本都会高得难以置信。这确是实情。但他的第三个预测却完全错误。他认为，由于成本过高和难以取胜，当欧洲的政治精英认识到成本效益的问题之后，会寻求比较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国与国冲突。为什么他会错得这么离谱？一个解释是，作为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他假设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都是理性的。这虽然有部份真理，但事情却复杂得多。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历史学到什么其它教训呢？

　　想从国际史寻求教训的人并没有坚实的、可以作为出发点的前例可寻。虽然早远有Buckle、Condocert 和Bagehot 等人想把科学方法和历史结合为一，晚近一点的还有Bloch （1899）、Richardson（1939）和Wright（1942），但既没有什么可信的著作，也没有形成可以用科学方法处理历史的共识－不管是政治史、外交史还是军事史。相反的，主流传统是「搜索枯肠的历史」（Hoffman 1965），去研究某些可以揭示问题的案例，或者去支持既有的关联性。虽然有上述这些先行者，多数政治学家依然一方面遵循Santayana 的说法（不去学习历史教训的人必定会重复犯错），一方面又把历史当成「一件又一件可恶的事实」。

　　即使如此，多数人仍然认为，历史是帮助我们理解和避免导致战争过程的最有效来源。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是那么完全，因为还有其它提供洞察力的来源。第一，有许多情验情境可以用来模拟国际冲突，我们也不该忘记，过去的国际体系也只是现在和未来国际体系的模拟。经济市场、劳资关系、前工业社会体系、动物社会、都市生活、交通阻塞、大型组织、银河、气象结构等等，都是可以模拟的来源。

　　第二是社会科学实验。在适度控制的环境下，其中的个人和团体会像国家、派系、政府官员、外交官等一样行为。虽然近年来只是用来教学，但这些社会心理实验对理决策过程和态度形成相当有益。

　　第三是计算机仿真，当它以完整的经验通则为基础时，它的价值特别大。即使经验通则不够完全，这类仿真也可以有力地展示逻辑一致性，提供丰富的假设和洞察的来源。第四是形式模型，以博奕理论的抽象架构为基础。虽然它和人类真实活动的复杂性相去甚远，模型还是可以用来测试推论的逻辑，提供独树一格的灵感和假设。另外还有其它方法，但本文旨在讨论「从历史学习教训」的前景。

　　一些基本的衡量标准

　　选择用历史来获得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知识，不只是求助于「历史」本身。如果没有历史这个学科和杰出的研究者，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历史学家汲取经验素材，评人论事，对模糊的、争议的事实抽丝剥茧。他们还提供丰富而多样的诠释，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加工原料。然而，除了少数例外，他们通常不愿作通则化（generalization）的工作，而宁愿细致的分析一个事件、一个时代或一个场景。

　　首先要界定时空背景，再检视该时空背景中的所有相关案例。第三，严格地比较各种案例和状况，找出与手头上的个案最相近的例子。譬如说，当美国国务卿Dean Rusk 宣称「慕尼黑的教训」可以适用在一九六七年中南半岛的冲突时，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一般民众应该问下列的问题：「这两个案例在哪些面向上相似？有多相似？在哪些面向上不同？有多不同？在维也纳会议后，有多少这类型的案例？每一个案例采取了哪些政策？哪些案例转变到哪些方向？简单地说，国务卿先生，除了你告诉我们的案例之外，也请告诉我们关于法休达、阿加迪尔、康士坦丁堡和萨拉耶佛的案例」。当然，Rusk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常常「耽溺于以历史来证明其理论」（Acton 1909）的外交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军事准备：在哪些情况下，不同层次的军事准备最能够加强国家安全？对于过度武装和过少武装的国家来说，情况会更复杂吗？更具体地说，过度武装会不会和过少武装一样危害到自身的安全吗？很明显，没有哪两个情况会完全相同，但也没有哪两个情况会完全不同。国家不同，但所有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军事战略不同，但都是基于极为类似的前提。历史会变迁，但也有高度的延续性。因此，虽然时间、地点和情况都会改变，望文生义地解释历史也有危险，但是，不把历史纪录当成政策指导是更不负责的作法。

　　如同前述，如果我们把过去当成一个手提箱，随意抽取可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东西，再把不符合自己偏见的东西放回去，我们就不能期望从历史学到太多东西。只有汇整各种案例，或是小心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合法地建立通则。偏颇和扭曲的母体或样本只会导致偏颇的结果。

　　但这还不是寻求历史教训的唯一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对每一个想要通则化的现象，都要先转化为清楚的语词（变项），再转化为可以作为变项指针的量化型式。这就要以各种量化过程把变项「操作化」（operationalizing）（Singer 1982 ）。最明显的量化类型是「测量」（measurement ）：以公分来测量高度，以度数来测量气温，以芮式规模来测量地震强度，以时速来测量加速度，许多物理现象都以科学上可接受的度量衡来量化操作。比较不明显但类似的型态是「计数」（enumeration ）：女性在国会议员中的比例，一个箱子的酒瓶数，劳动人口的失业比率，一个部队的坦克数目，许多物理和社会现象都用计算数量的方法来量化操作。

　　然而，正确的计数需要明确的分类，计算女性、酒瓶、工人和坦克，要比计算危机、忧郁症、小型企业、政治激进派、伟大的音乐家、好老师和经济紧缩等不易定义的现象容易得多。要把一个案例包含或排除于一个范畴，并没有足够清楚和操作的判准。即使有，对于分类标准也没有共识。因此，在遇到不容易量化的事件或状况时－例如国家安全或军事准备－我们得先把分类规则说清楚。

　　如果同一领域的多数专家都同意这些分类规则和应用方法，这是最好的状况。这种状况很少在一开始就发生，通常要经过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达成共识－如何去定义天才、违法者和台风，如何测量合金的硬度、液体的浓度、薄膜的延展度、战争的强度、共犯的罪行度、以及商业周期的长度。然而，最终会出现一些规范，以及关于纳入和排除程序的共识，让我们得以制造科学上有用的资料。因此在今天的国际政治领域，我们有比较清楚的共识去定义主权国家、强国、军事纠纷、内战和国际法，去测量国力、外交重要性和战争的强度与规模（Small and Singer 1982 ；Gochman and Maoz 1984 ；and Singer and Die 1991 ）。不幸的是，许多概念和变项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这并不造成妨碍－上述概念在刚刚提出和运用时都曾被人质疑。

　　如果要从历史学习的话，还必须满足最后一个要求。我们不能只把概今操作化，也不能只检验相关的案例。我们必须用统计方法来分析资料，并注意不让预期和偏见事先决定研究结果。我们的分析不能事先偏向或反对某一理论。我们不只要注意那些符合假设方向的模式，也要注意那些指向其它方向的模式。同样地，统计应该要能告诉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偶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把历史的偶然性和确定的发现区别开来。

　　历史事实检测

　　为了从历史纪录中找出正确的通则，我现在要运用上述原则。过去事件的规律性可以产生两种用途。第一种是学术性的用途，企图以检验假设或建设理论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知识。在这种用途上，我们要问某种模式是否重复发生？发生的频率？是随时间起落或者循环发生？此外我们还要问，某些变项是否同时出现和消失，这种关系只发生在某些时空，或是更具普遍性？当然，因为Bernard de Voto （1952）的关系，我们认识到「历史拒斥决定论」。但和他不同，我们也认识到历史可以「容忍偶然」。我们很少发现哪一种变项间的关系在各种时空中都有效。如前所述，我们以操作方法建立资料，来确定发生了什么、何时发生、何处发生和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我们以统计方法分析资料，测量模式的规律性，并判断是否只是偶然现象。

　　从理论转到实践，第二种用途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而不是建立在最近发生的、最戏剧性的、最成功的、最具灾难性的和最容易记得的案例上。这个期望必须检验所有相关案例，而虽然这些例子有很多种诠释，但还是有一些明确的判准。

　　我们的想法是要建立「条件性预测」（contingent forcast），意思是说，历史证据可以让我们宣称「如果我们在这些状况下做这些事，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如此」。在检视过自维也纳会议或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有案例，包括两大强权之间的纷争之后，这些纪录将会显示，哪些行动和反行动会以何种频率产生哪些结果。当然，这类型的预测并不具确定性，因为我们的知识不足、分类错误（把手上案例分到错误的类型里），更因为国际体系就像所有社会和生物体系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在其中，变项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密切关系，正如老话说的：「没有比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虽然足够数量的科学研究可以产生有效的「条件性预测」，但这些只是「相关性的知识」（co-relational knowledge ），其效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把正确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设想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得出合理而一致的理论，来解释不同型态的国际战争。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设想，但这种理论目前还不存在。虽然很多设想都被称为「理论」，但是若把理论定义成「一致而具解释力的知识」，那么很多设想都是违反历史证据的，我们也根本没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