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国防经费的增长和从俄国的武器进口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这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了不少例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近年来的军力扩展标志着中国对外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将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国际舆论对中国军队发展的关注是值得重视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军事政策上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但大部分中国威胁论的论点只是集中于中国军费的增长和武器的进口，而缺少从中国国家安全观，国防战略的角度对中国近年来政策变化的研究。所以这些分析的结论大多是中国大量进口武器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将使中国在领土争端上更倾向使用武力。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问题在于军事能力的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就更有扩张倾向和更容易卷入武装冲突？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特别是从其历次参加战争和卷入军事冲突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政策并非取决于其领导人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其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军事情况的评估。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从来都是把军事行动当作一种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服务于国家总的战略和政策的。所以仅从中国军力的消涨来判断中国是否会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参加或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比如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时军事能力并非在强盛时期，而是新国家刚刚成立和从三年内战中解脱出来，极需休养生息。按照军事常规，中国根本不应参战。而从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的时机看，中国的军事能力也不能说明其参战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中国国防现代化，武器进口将给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必须要作全面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要分析中国国防战略，军事工业的发展与武器进口的关系，以此来观察中国国防现代化可能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真正影响。我们对一九八○年以来的中美军事合作和最近几年中俄军事关系特别是中国进口俄国先进军用飞机和海军装备将作特别的分析。
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国防战略
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观应包括该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根本看法，也包括其对世界政治，军事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分析和认识，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国防战略，决定国家资源的配置。而国防战略是国家安全观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中国国防战略的分析就要从国家安全观开始。
中国国家安全观在一九四九年后曾有过三次重要的变化。从一九四九年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来自苏联的威胁则成为主要的考虑。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决策者就决定了以开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优先，做好战争准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认识到自己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和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中国一直强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强调在战争中人的决定因素超过武器的决定因素。从有代表性的“大三线”建设上也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受到了国家安全观的决定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被给予了最优先的考虑。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整个国防工业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从起步到体系建成，其中包括核武器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大转变的开始。尽管苏联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中美和解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了。而毛时期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主张也逐渐被新的估计所代替。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产生的僵持局面和“多级世界”的出现使中国开始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毛死前所推动的外交政策改变，特别是对美和解标志着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毛死后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实际上也是毛时期外交政策变化的一种延伸。中国终于认识到要利用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但其重要性却大大减低了。不过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插曲。中国认识到其军事装备和军队质量上的严重问题，但是经济建设的考虑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日程无限期的推后了。邓小平一九八五年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做出了对军队的大调整，实施了像裁军一百万和调整军费等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说明中国决策层对军队发展不重视，而主要是战略重点的变化。八十年代中苏和解的趋势证明了新的国家安全观是正确的，中国的外部威胁基本上消除了。用中国自己的话说，中国已认识到其外部环境已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情况，这给予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国际间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转变为经济实力的，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种新的认识下，中国国家安全的新理论出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综合国力理论”和“大战略理论”。这两种新理论是紧密相联的。
综合国力论的中心观点是：国际间的竞争已从政治军事为主的角逐转为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军备竞赛与核威慑已被国家间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政治，军事等方面为保障的综合国力的竞赛所代替。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的失利实际上正是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的失利，但美国也在这场竞争中大伤元气。在下个世纪，综合国力将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标志。[2]这种观点强化了中国决策者对集中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决心。中国高层领导人接受了这个理论。邓小平特别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就反映了这个认识。一九八六年制定的发展高科技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在“八六三计划”的十个重点高科技项目中国，至少有六个与国防科技有关。中国军事科学院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完成了“二○○○年的中国国防”的综合研究。这个研究结果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全面，详尽，并有深度的综合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防战略的重心转到了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准备，而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已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了。而国防工业发展的也转为以科技发展为中心，高科技的应用与新军事装备发展为重点的战略。另一方面，与发展综合国力相联系，“大战略”的理论也开始在中国国防战略上占了主要地位。“大战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该成为冷战后国际上的“主要力量”（MANJOR POWER）。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制定而且遵循一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应更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回答战略挑战；应认识到海洋和空间的战略重要性；必须认识到高科技和高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中国对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战略要更新。中国决策者应在此大战略的基础上来制订各具体政策目标。[3]比如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必须认识到在亚太地区海洋争夺的两个战略重点：一是围绕着日本海的战略旋涡，一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战略旋涡。而围绕着两个战略旋涡，中国都有与周边国家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其海底资源和地理位置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防战略重点应以海洋为中心。大战略的强调者进一步指出国际经济重心在明显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中国应该抛弃陈旧的“大三角”关系的观念，而认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促成建立一个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亚太新秩序。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应把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看，主动加入国际经济竞争，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亚太地区。同时中国应该把其国防战略的重点从陆地防卫转到空防海防，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发展，因此发展远洋海军和空军力量与核威慑能力应成为战略重点以能更好的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防军事发展上应达到新的平衡：包括海军与空军的平衡，核武器与航空母舰的平衡，制空权与制海权的平衡。[4]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战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估计决定了从准备战争到主要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转变。而对建设综合国力的强调提到了战略性的高度。高新科技发展成为国防建设的中心部分。新的“大战略”强调了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而且表现出更公开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更明确的对中国强权地位的追求。这个对中国内外关系的重新定位是中国国家总战略的基础。我们因此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当前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