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臭流芳非两人，功首罪魁本一身。”
蒋评价袁世凯曾说：“项城驱鞑虏，建民国，苟能习华盛顿，不一世之雄乎？奈何陷入野心，不能自拔？”
毛评价蒋介石曾说：“蒋介石打败日寇，恢复主权，倘若能放下专权之心，为天下谋，不为我中华之千古第一人乎？”
然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二十世纪中国三大雄杰，袁、蒋、毛皆不世之雄，竟皆因君王心理而毁天下，岂非中华之悲乎？.
下面我们讲一下蒋介石，这位近代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蒋介石的崛起：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雪山名胜擅幽姿，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蒋介石登溪口雪窦山1920年
孙先生死后，留下一个庞大的党，在这个党里，有野心勃勃的军阀，毫无原则的政客，卑鄙无耻的投机者，鱼龙混杂，很难谈得上什么坚定的信仰，而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就是孙中山的威望。
当孙死后，这个庞大臃肿的党如同待融的巨型雪山一样，立刻出现裂缝。
首先冲突就是蒋介石为首的民族主义军官和亲俄派，蒋很早就有了对俄国不信任，在一次秘密谈话时说：“日俄，吾国两大患，彼斯大林操控外蒙，策动新疆，鲸吞之心昭然若揭，不可不予以提防。”此种感情直接使他对亲俄份子极其厌恶。中山舰事件后，蒋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北伐军攻下南京，党内亲俄份子的活动日趋激烈，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外国领事馆被冲击，几十名外国人被杀，甚至有外交官夫人被强奸致死的现象。上海出现工商混乱，产业萧条，少数流氓加入工人农民队伍，产生了无比恶劣的影响，农村里，很多人被杀，其中不乏军官们的家属，而且城市出现哄抢，掠夺的恶性事件。蔡元培等联名要求蒋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蒋认为：“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军队干预了暴动，酿成了惨剧，直接导致了国共的对立。而武汉政府的将军何健（父亲被农会砍头）和许克祥在名士叶德辉被暴动运动中的流氓无辜杀死之后，也发动了反共政变。而曾宣称亲俄的汪精卫在民族主义分子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蒋在中国的地位得到奠定。
从1927年到1931年期间，蒋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但是，他本人在党内和国家的威望却与日俱增，被誉为中国凯末儿。
二、对党内对手和军阀们的软弱：
“他（蒋介石）很清楚他的统治应该用冷血残酷的手段来加强，他也试图使用这些手段，但是，不幸的是他显然缺乏屠夫的品性，尽管他的确有一些很高明的政治技巧。”
-----------瑞纳
想到了一个故事：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内的元老中并不被广泛接受）一到南京见蒋，就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
列宁的夫人曾经当面指出斯大林对列宁老近卫军的无情大屠杀，斯大林静静地等愤怒的前领袖夫人说完，然后冷漠说："你再反对的话，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蒋在宋庆龄的面前竟然羞愧，仅仅为了杀了党内一个不止一次要反叛自己的政治上的对手（亲俄的邓演达曾公开宣称要把“革命的叛徒”蒋杀掉）的蒋竟然会感到难为情，这种性格怎么能在一群唯力视是的野心家中取得绝对权威呢？相比一下斯大林的屠夫性格显然更适应成为人民的“仁慈领袖”。而蒋无法成为这种领袖。
就如同蒋的德国顾问希克特和瑞纳说的那样，军人出身的蒋本人显然缺乏一种作为东方国家领袖必须具有的一种冷酷残忍性格，这种性格特点在蒋对付非布尔什维克敌人上表现得极其明显。蒋不止一次可以完全清除他的对手，也不止一次地宽恕反叛他的党内对手，胡汉民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蒋介石的党内元老，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背后都由胡汉民操纵。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前台有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古应芬、陈友仁、白崇禧、唐绍仪、邹鲁、邓泽如、肖佛成，后台则系胡汉民。九一八后，胡汉民等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但仍留居香港，成为西南方面的精神领袖，使宁粤对立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六年，长达五年之久。因胡汉民分列国家，一度遭蒋囚禁。重获自由后，胡偏居香港、广州等地，从事倒蒋宣传，并曾一度策划组织“新国民党”，处处与蒋对着干。直到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病逝于广州。
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地方势力，蒋不知有一次机会彻底清除这些腐蚀他权力的军阀，但是，每当这些将军们宣布下野向蒋的军事力量认输之后，蒋则会予以宽恕，即使1930年被打得几乎肢解的晋绥军和西北军领袖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在宣判死刑后得到宽松。
然而这些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党内对手毫不感恩，经常联合起来，向蒋介石的力量发难。如1936年的广州事变（此次事变受到日本支持）。
在1935前，蒋的势力仅仅限于东南五省，这些省份的赋税都被当地军人们截留，他们丝毫不把南京政府放在眼里，当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在黑龙江吉林特别是在锦州给于日军抵抗时，张学良仅仅一句“粮饷不足”就把中央的严令放在脑后。
而蒋就根本不知道他的老对手我朝太祖在清洗ab团和处理李文林等异己军人事件中所表现的果断和残酷足以让任何国民党军人黯然失色，而在整风中则康生将当时中共中央书记的张闻天逼迫得毫无尊严，当众宣称自己是个“肮脏的投机主义者”。这样太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通过极其残酷的对手将党内对手彻底打倒。而蒋从来没有向太祖这样做过，蒋曾对蒋经国说：“我这么做，是考虑到国家饱受战乱，人民急需修养，且内忧外患，愿舍弃个人之偏见，共图国家之未来。”他似乎不理解一个道理：“对手是从来不会感恩的。”
三、笨拙的宣传：
“总统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很不善于宣传。”---陶希圣
真的没有比蒋介石更不善于利用宣传和控制宣传的领袖了，也许是军人出身的他过分迷信武力，不屑于宣传的力量，或者由于受前人（孙先生）的某些理念（比如孙连陶成章都不敢杀），都没有使他真正做到对信息的控制。
“人民是没有判断力的，他们往往依靠一种他们所经常听到的舆论来建立他们的看法，他们无法看到长远和事物背后的实际，因此往往陷入竭嘶砥砺的疯狂当中，作为君主，必须学会利用这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君主论）
希特勒和斯大林从中看出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舆论宣传所蕴含的强大政治力量。30年代初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街头，没有人可以认出他来，然而到了1940年，通过报纸、海报和宣传画的神化，他俨然成了俄国人心中的“慈父”，拥有了无以伦比的威望，尽管俄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困中。
领袖应该强化对于思想意识的控制，开展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蒋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使得鲁迅、郭沫若等知识分子可以宽松地宣泄他们对于蒋政府的不满，各种思潮的流行对于建立稳固的统治是大大不利的，这无疑是极为愚蠢的。（当然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幸，反动派的大不幸）
蒋刚刚当上南京政府领袖时，有人揭发《申报》有一篇文章批判蒋，骂蒋是“叛徒”（当然他的确是人民的叛徒），蒋看后大怒，但有人要求封查《申报》时，蒋却说，‘言论上，应有自由，或不干涉。’这也许是他沽名钓誉的心理做崇。结果，经常有报纸对蒋的政策和个人品德予以批评，蒋作为一个独一无二领袖在人民中的威望始终无法建立，大大限制了蒋的政治能量。尽管蒋曾建立过一整套的新闻管制，但是很显然，太宽松了。“建立新闻法，别忘了想当年，我们就是利用新闻法跟蒋介石斗的。”呵呵，陈云一语就把蒋在舆论控制上的无能揭发的淋漓尽致。
比如1943年由于连年战乱使得河南爆发的大饥荒，被大公报的王芸生揭发出来，使得美国对蒋介石的印象极其恶劣，而如果控制得力的话是可以瞒住的。即使瞒不住，如果控制了媒体的话，蒋也可以调动媒体宣传这是日本人抢掠粮食的结果，把坏的统统往日本身上推，使得民众的愤怒情绪冲向日本人。
皖南事变则是顾祝同想报黄桥大仇（至少一万名国民党军队被新四军消灭）而发动的，而项英的部队之所以被蒋军包围，其实是因为太祖将蒋命令中的新四军路线篡改，借刀杀人，而在事变中明显吃亏的蒋政府的宣传显然糟糕透顶。
1947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陆铿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