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伍仁告诉记者，全世界一次性喷水最高的水泵不过达到150多米，对于高达将近500米的大楼来说，消防是个难题，尤其在施工期间，基本上只能靠自救。为此，环球中心每隔30层安装一个20立方米大的水箱，这在去年发生火灾时就派上了用场。另外，如果把电站放在大厦底层，等把电送到顶层，消耗量很大，现在放在了42层，可以双向供电。
比工程技术问题更具挑战性的还有以天为单位计算的工期。王伍仁说:“金茂大厦盖了52个月，台北101大厦盖了70个月，比它们都要高的环球中心要在42个月内完成，我的时间表必须按小时计算，耽误一天就得罚款80万元。”作为总包方，王伍仁不再想着只管盖楼，他要同时管理着40多个国内外分包商、4000多个工人、5万多吨钢筋、6.7万吨钢结构、9.5万平方米玻璃幕墙、126部电梯……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公司的展厅里，除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大厦模型外，还有一个上海城区建筑沙盘，聚集起来看，上海的高层建筑分布一目了然，浦东陆家嘴地区是最为密集的区域。根据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建筑由3层构成，外围是100米左右的建筑，中间一层为200～300米左右的高楼，最核心的3栋大厦为超高层摩天大楼。金茂大厦与环球金融中心之外，这里未来还要竖起一座，相关政府人士透露，“其高度将超过前两座”。
据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苏功洲介绍，上海的高层建筑(一般为100米以上)多起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上海人多地少，人均使用城市用地仅有70平方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建高层住宅是必需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旧城改造大规模兴起，用地问题更加突出，“超高层建筑开始由最初的住宅楼转向酒店，再后来浦东开发带动了大批超高层写字楼的诞生”。
相关资料显示，现在浦东地区租金最贵的写字楼是汇丰大厦，这也是森大厦公司所投资的写字楼，使用面积每平方米的租金高达2.6美元/天左右，现在入住率已经达到100%。但据潘蓓介绍，建成后的环球中心将刷新这一纪录，“每平方米超过3美元/天，预计竣工一年后，入住率将达到90%”。超高层摩天大楼的名片效应与商务聚集效应愈加突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人们一抬头就看得到，这样的大楼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国际大公司”。
曾担任过浦东新区首席规划师的哈佛大学博士吴越告诉本刊记者，密集的超高层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形成，“陆家嘴要打造东方曼哈顿，标志性的摩天大楼自然不可缺少，但相互之间如何协调，未来的规划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苏功洲也强调，“天际线是城市的名片，但超高层建筑与容积率不能划等号。尤其对于沉降速度较快的上海来说，摩天大楼的建筑更要注意协调速度与密度”。
有关世界第一高楼的竞争仍在激烈进行中，纽约世贸重建计划中的1号自由塔的高度达到了541米，与此同时，韩国、印度等国家也在纷纷宣布自己新的世界第一高楼计划。而在阿联酋，一座正在建设中的迪拜塔据说要超过800米，为了“将世界高楼俱乐部的竞争者们甩在身后”，开发商至今不肯公布最后的高度。-
“这栋大楼不是我的，它属于中国”
——专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总设计师威廉·佩德森
威廉·佩德森，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1966年获得罗马建筑奖并移居罗马。在意大利美国学院度过了一年多之后，威廉·佩德森加入了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并担任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高级设计师。“贝聿铭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师友。”他告诉记者。1976年，他与好友尤金·科恩以及谢尔登·福克斯一起创办了KPF(Kohn Pedersen Fox)建筑师事务所，并担任设计负责人。现在，KPF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程建筑设计机构之一。
4月11日，远在美国的威廉·佩德森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书面专访，全面阐述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理念，并坦陈了其间经历的一系列波折。
三联生活周刊:请简要介绍一下您参与设计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过程。
佩德森:我从1994年开始设计SWFC，建设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后来暂停了。几年后重新开工时，我们把它的高度从460米提到目前的492米，这需要重新设计，然而，有关这栋建筑的基础概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到今天，我们仍在做一些设计修改，但绝大部分设计工作已经在两年前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设计之前，业主方面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佩德森:当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森稔先生——也就是我们的客户与环球金融中心的业主，希望这栋建筑由4部分功能组成。他希望在低层部分做零售商业，上面建筑的主体部分为写字楼，再之上是五星级酒店，最后他想在顶部设置一个类似皇冠形状的空间，用来举行展览或当做博物馆，向每个人开放。对于森稔来说，设想把这个建筑当做全部上海市民的标志非常重要。当然，他也希望这将是全球第一高楼。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设计这栋大楼的时候是从什么样的理念出发的？这其中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佩德森:当我开始设计这栋大楼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如何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金茂大厦的特殊造型在展现中国传统建筑风貌方面做了探索，我则选择了一种不同的路径。浦东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建筑风格，从视觉效果上看，有些建筑之间并不和谐。我想尝试着创作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既能够体现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存在，但同时也要兼具宁静和从容。
中国远古文化中有两个代表性符号——天和地。“地”的符号实际上是一块状如四边形棱柱体的黑色石块，称之为“Sung”(即玉琮，一种四边形棱柱体玉器，中间有圆形孔，为古代礼器或葬器);“天”的符号则是一种中间带孔的圆形发光石块，称之为“Pi”(即玉璧，一种扁圆形的环状玉器，中间有圆形孔，为古代礼器或葬器)。然而，如何将方和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确有些困惑。在这个设计中，方的造型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有着超大直径的圆形雕刻出来的，因此，从建筑外形上看，带有曲线的表面设计其实是这种超大圆形的片断。最初设计的顶部圆孔是开放式的，这既有利于减缓风压，又代表着中国的“月亮门”。但这并不构成这栋建筑的基础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有关这栋大楼顶部的设计曾有过一段争论，最初的圆形改为现在的倒梯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佩德森:当我把最初的设计介绍给中国官方时，圆形的月亮门被曲解了。我可以理解，可能是由于我对于符号的意义主要来自西方的感受，这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然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说，我更喜欢现在的倒梯形孔，它看起来更加有力量，并与整栋建筑的造型联系更加紧密。正如前面我所讲的，做出这种改变并不会影响整栋建筑的基础概念。
最初，这栋楼的构思，考虑到要与不远处的“东方明珠”相呼应，在当时它还是世界最高建筑。我设想，这两栋建筑可以跨越浦东进行空间的对话，“东方明珠”顶部的球状体与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的圆形孔交相辉映。虽然改为梯形后，这种呼应关系减弱了，但它仍是城市天际线的明显标志。
成为中国最高的大楼，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责任。这不是我的大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森稔先生的大楼，它属于中国，并有望成为可以代表中国人民渴望之情的标志符号。环球金融中心具有简朴而宁静的外观设计，我相信，它一定会以一种强壮而端庄的姿态屹立在浦东，给天际线增添一种稳重的品质。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您还参与过哪些高层建筑的设计？在中国还有哪些摩天大楼是您的作品？
佩德森:在KPF，我已经参与设计了很多世界各地的高层建筑，如法兰克福的德国DG银行总部、蒙特利尔的IBM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瓦克大道333号办公楼，还有现在正在建设并即将完工的韩国首尔三星总部大厦。
在中国，我的工作室还参与设计了许多建筑，上海的恒隆广场(Plaza 66)或许是知名度最高的。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正在设计或建设中。KPF在上海有一个工作室，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部分建筑，有很多聪明而有活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除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我自己目前只参与设计了另外一栋中国建筑，即香港的环球贸易广场，高480米，几乎可以与环球金融中心比肩。它坐落在九龙，面朝海湾，目前正在建设中。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在中国设计摩天大楼与在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您理想中完美的摩天大楼是什么样子的？
佩德森:的确，对我来讲，在中国设计建筑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我相信，高层建筑必须要代表建筑地的文化，并且它们必然是建筑地文化的明确代表。所以，浦东地区的建筑与上海其他地区的建筑也要有所区别，而上海的建筑与香港又有所不同。
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存在“完美”的摩天大楼这个概念，但是一个好的高层建筑是天地之间的连接，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试图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展现这种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