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分三种，分别是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和专制的国家。他认为：幅员小、人口相对少的国家适合共和制，中等大的国家，有其相对应的人口，比较适合君主制，大的国家适合专制制度。孟氏得出这个结论，是二百年以前的事情了。
　　
　　幅员小、人口相对少的共和制国家，通过选举的方式任命大家信任的领导人，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在重大事项上仍然由全体共决，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民主共和制度最早的起源，它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结果。
　　
　　这样的政体内部，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权，所有人自身的需求、欲望，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表达的机会。在这种政体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满意，对大多数人而言，作为整体一部分的文化，强调的是自由，因为社会允许每个人为自身的需求、欲望表达，同时有机会去实现、满足，这种政体有对自由足够的文化自信心，这是文化的基础。
　　
　　这种政体下的文化，宣扬个性，而非排斥，因为个性有协调发展的机会；同时，追求法制的精神，正因为弘扬自由、个性，但同时因为不同人的个性、自由是不相等的，当协调过程中，不能过分压抑任何一方。法律是协调的最终结果，法律是同自由、个性一样在这个国家受到热爱，互不排斥的。
　　
　　而且，正因为幅员和人口较少，资源和国力不强大，这样的国家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侵略野心，她为了保有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必须分外热爱自己的法律，遵守自己的法律，才能把国民团结在一起，成为有力的战斗体，对抗外国的侵略。为什么能够做到全民性的热爱法律？实际上，人普遍来说都不喜欢被约束。因为相对来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个性达到满足，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他们愿意来维护这种体制，愿意成为她的公民，协调起来对外抗击。
　　
　　与共和制度的国家相反，专制国家的幅员非常辽阔。比如中国，从北方寒冷地区，到南方热带气候，从东部沿海的湿润，到新疆、西藏地区的戈壁高原。辽阔的领土，人口很多，不同的地区，人的生活习性、文化特性，甚至语言差别都很大。可以延伸下去的是，由于差别性的程度巨大，包括习惯、特点、文化、历史。地方与地方之间不仅存在多样性的差别，而且多样性自身也在差别、变动。中国的北方，接近游牧地区，曾经有过胡服骑射的改革；中国靠近西域国家的版图，在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受西域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在文化、生活方式上难免要相互渗透；东南沿海地区受印度佛教文明影响较大，在一个庞杂多样的时空纬度里，这个变化的过程随时在进行着。
　　
　　因此，基于广泛差异的不同需求，社会中很容易产生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源于互相的不理解，就难以协调。这个时候要进行管理，因为太多人的多样性无法协调，就采用了专制的一刀切的政治制度。协调的方式就是压制所有人的欲望，并且压制到最低点，仅有起码的温饱，当大家都没有欲望、个性的时候，大家就协调、平等了。相比于共和制度下尽量释放多数人的个性和欲望，专制制度下，一个人所能够要求的，只是最简单、基本的生活存活资料，达到最起码、最简单的生活程度，以保证无法有物质基础去产生欲望，所有人就达到了无物生非的平等。用切除多样性，消灭个性需求的方法来达到统一，消除矛盾，是专制制度的特点。
　　在共和制国家里面，人民对压抑个性尤其的反对，因为她本身人口就少，地域狭隘，容易产生局限性，因此共和制国家非常强调包容性和释放人的欲望、创造精神，排斥局限性，调动起每个人的活力，谋求发展进步。
　　
　　共和民主制度强调释放民众的个性、创造力，即使对民众有所压抑，也是为了进行积极的协调，以保证释放的充分。与之相反，专制国家的协调，是一种消极地压抑，是为了统一和维持稳定所做的根本性的压抑，只要求能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因为生活的太简单，不产生更多的个性和欲望，保证低层次的协调。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的社会，社会变化小，原因就在于人的个性和欲望都被压制了，社会就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文 革的时候，国人基本都生活在最低的温饱线上，大家的奢望无非就是多吃二两肉，不会有过多地需求。那时大家都没有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好相处，彻底地平等。
　　
　　专制同时发展了适合其制度的文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宋儒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彻底否定了人的欲望的价值。
　　
　　作为资源和人口充沛的大国，由于外部的危险较少，国民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往往需要文化的补足。过去的中国，对外号称礼仪之邦，其实内核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天朝皇帝自我中心的愚狂假想。一极化的思想和专制制度同样的压抑个性、固步自封。中国自明宋以来，“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僵死的儒家理学完全占据了思想文化的理论阵地，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政治人物面对社会现实，不能放下自己高傲的架子，缺乏进取心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一次又一次的被少数民族灭国。
　　
　　专制国家压抑、否定商业，因为商业本身是开发和满足人的欲望的行业，压制商业，也可以达到压制人的欲望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一直较低。统治者心目中的优良公民，是除了种地、吃饭、交税以外，都闭目塞听的类型。商业本是互通有无的，如果有什么好的生活习惯，它天生地为利益而追逐，需要引入，开拓欲望和需求，好进一步发展商业。商业就是流通，往往把外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传播过来。
　　
　　作为专制制度，因为把所有人的欲望都压制到最低，他很害怕在他统治范围内的人，和外部有接触，因为外部有可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并不排斥人的个性、欲望的释放，这两部分的人接触的话，被压抑的一方肯定心里不平衡。在专制社会的统治下，就会产生“片帆不得下海”的政策制度，卡住与外部接触的渠道；英国和清朝做生意，只能在广州一个地方贸易，避免过多地接触。
　　
　　人的能力、个性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划等号的。小国必须把公民的能力开拓出来，否则国家很快就要灭亡。大国因为资源和人口非常充沛，别人攻击太困难，对外安全的心理比较强，她有压抑个人能量的条件。
　　
　　人的个性，如同原野上小草，自然奔放，无处不在地生长、展现。中国社会被专制文化压抑了上千年，依然缔造了灿烂的文明，在某些朝代，我们的商业、文化都相当发达，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东西。释放个性是人的基本常态。专制大国的人们，虽然在文化上，被很大程度地压抑个性，但因为基数太大了，不能完全压抑的住，稍微释放一些能量，就大的惊人了。
　　
　　随着中国专制社会统治的愈加完善，个性的压制本身也是有一个过程，中国社的发展越来越停滞不前。在秦、汉、唐的朝代，因为专制制度形成的时间不久，发展的不完善，中国依然保持了强大的活力。
　　
　　中国社会专制的极端，是在文 革的时候，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只停留在简单的温饱线上，商业被压制到只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书籍被烧毁，文化生活被掏空、打烂，闭关锁国，通向外部、学习他人个性、欲望生活方式的窗口被斩断，思想受到禁锢。私自与外国通信、收听外国电台，发现后要按叛国投敌的罪行处罚，异常严格。对世界而言，中国生活在简单、遥远、神秘当中。
　　
　　在专制制度下，专制的君主往往和低层的百姓形成一种“伪”政治结盟，只要不是天灾人祸，让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否则就要爆发起义。
　　
　　正因为普通百姓低下的生活水平，符合了专制文化的要求，但是君主又不可能与广大百姓直接接触，一来做不到，二来低层的百姓又会因为君主腐败奢华的生活，终究不能维持彼此的长久关系和睦，因此，君主需要在两者之间设置官僚阶层。但是官僚又是一个有野心、欲望的阶层，他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又有个人的能力和抱负，既是专制国家的行政支柱，又是文化上的叛逆。
　　
　　在专制文化的影响下，普通百姓往往是只反对大臣，而不反对皇帝，因为官僚们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是普通百姓利益的直接迫害者，他们的奢华生活又为普通百姓所亲见，则尤其遭到愤恨。残酷地打击、抑制豪强，是皇帝的基本课题，使中国社会鲜有贵族的长期延续，这样即消灭了政权和文化的潜在对手，又使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极端的凶暴残忍，是专制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反对者，甚至采用株连九族的手段，把和你相关的一切人，包括你的老师、朋友、亲戚、孩子，全部除掉，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专制制度的敌对方太多，压制的人太多，这个制度的统治者，总是表现出内厉外荏的虚弱。
　　
　　在文 革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仅仅达到基本的清贫、温饱，把中间阶层如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官僚这些要求个性、欲望的能力和机会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