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政治哲学研究室主任、教授B．И．舍甫琴科在2006年11月20—21日于北京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了题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思想基础的演化和发展前景》的论文，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流行的自由主义、强国主义、左翼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认为当前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影响急剧衰落，俄罗斯当前的主导思想是强国主义：执政精英开始有意识地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主要由俄原料和能源垄断组织推动的。但强国主义仍不可能使俄最终改变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只有左翼社会主义能使俄摆脱依附地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人们对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崩溃、社会价值体系和苏联人民统一的思想体系的解体造成的后果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近年来，一种本能的、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意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在社会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要求保存和加强祖国的国家完整性，国家政权对未来要有新的战略构想。但问题在于，在社会意识中形成了几种关于俄罗斯国家未来的战略构想，这些构想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相容。精神危机导致出现一些破坏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进程。
众所周知，当代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研究俄罗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全球化进程对国家的功能、对整个国家管理结构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世界舞台的变化越来越带有不可预测的性质。国家职能、国家制度不可避免地在发生变化，但国家的作用在可见的未来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尤其是对于当今问题成堆而显得力量薄弱的俄罗斯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在我国学术著作中，在评价1991—1993年事件以后开始在俄罗斯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上，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群体。激进改革派是坚定拥护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的，他们把自己在改革中失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带有左翼倾向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改革年代国家遭受的巨大损失。
当今俄罗斯国家生命力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使俄罗斯变得更有生机还是相反？换句话说，俄罗斯在什么样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下才不至于走向分裂，而能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拥有充满希望的前途。
今天，在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文明论变得越来越不具有普适性了。文明论今天已经掌控了我国思想者的大脑，以致他们不去关注文明论在学术上的一些明显缺陷、非历史主义、基本范畴的混淆，一句话，看不到文明论只有有限的解释能力。关于国家生命力和未来问题的真正答案只能到我国的历史、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特征中去寻找，而不是到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在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化成就的异同程度中去寻找。
要解决俄罗斯社会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的要求的问题，只能运用不同社会形态的研究方法，即把物质因素、经济的决定作用作为关注的重心，最后还要考虑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变化。
革命前的俄国，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帝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处于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地位。苏联时期它得以挣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投入到替代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创立之中。今天，俄罗斯重新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陷入落后的、边缘化的境地。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在近15年来引起激烈的争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西方是通过让苏联参与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开始将其拖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出口石油换来的美元和低息贷款大量涌入我国。当局把贷款首先用于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不是发展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集团实际上无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心甘情愿地将目标作如此的转换，以便成功地阻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绝对是必要的，但对执政集团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1985年9月，由于美国的竭力操纵，石油价格下跌3／4。苏联领导人未能找到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办法。
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新俄罗斯开始复辟以后，自由主义普济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开始占上风。当时的说法是，俄罗斯在1991年回归了世界文明，当然是指它作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原料附庸返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除此别无他意。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俄罗斯被看成是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由此俄罗斯社会成了进行大规模冒险试验的场所，试图使俄罗斯社会按照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模式加速实现激进的现代化，这在上世纪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俄罗斯国家面临解体的威胁。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许多疑问，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方案能否解决“资本主义化” 的问题？
自由主义普济主义意识形态曾在俄罗斯占据的统治地位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到90年代末，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威胁，于是，人民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98年金融危机后，激进自由主义在压力之下让位给强国主义思想。500年来形成的东西，亦即激进自由主义者所无视的东西越来越成为现实所接受的东西，这是使国家再生所绝对必要的。这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威权的总统权力垂直体系，极端自由主义者曾经并在继续反对确立这种权力体系。
今天，对于俄罗斯国家的生命力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激进自出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认为，国家必须继续实行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贸易和价格的自由化，停止调节企业活动，继续实施国家财产的私有化，以缩减开支来平衡国家预算，反对实行威权政权，等等。他们与其国外同伙的观点同出一辙，谈论的不仅仅是彻底改变俄罗斯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比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莫斯科分部的著名政治学家Л．舍夫佐娃一再强调改变俄罗斯国家模式的必要性，因为在她看来，保存半传统国家的基础不会给俄罗斯国家带来迎接历史挑战的可能性。按照她的观点，国家“在那种自我生存的范式下可以继续发挥职能，但它绝对不能迎接新的挑战。在这种国家制度下，没有应对潜在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机制”。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模式，而不是要修复我们的国家大厦”。自由派学者确信非自由主义的国家传统已经过时，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生存能力。总之，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国家传统的大国基础、首先是“政权的垂直体系”无疑是坏东西，全部问题在于怎样摆脱它。
我认为，这种结论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在理论上也仍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将一个大国的、中央集中制型的国家制度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型的国家制度的任何机制都还没有被设计出来，何况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机制。持续不断地在俄罗斯国家制度中推行自由主义原则，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破坏今天根基已经不很牢固的俄罗斯国家，特别是考虑到它今天面临的种种民族问题的话。
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以强有力的垂直权力为依托的俄罗斯强大国家的再生产模式今天仍不能改变，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但将这一模式作为基础保存下来，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它加以改变。它能够、也应该吸收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问题在于怎样具体地把这些价值观吸收到国家政权的现代结构之中，如果把增强国家的生命力作为目标的话。
强国思想的复兴和实现这一思想的短暂实践，开始在俄罗斯迅速再现了类似俄罗斯帝制改革后时期的情景。这不足为怪，但所有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实际上都支持强国思想、权力垂直体系，而且这一思想立刻得到不同色彩的诠释。
首先是国家强国主义。这一观点在政治层面上可以称为中右立场，在“统一俄罗斯” 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有所表述。这一观点是强国思想、强大的威权国家思想与一系列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上它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复兴东正教君主制帝国的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强国主义的观点位于官方观点的右侧，它具有表达明确的反西方倾向。东正教会今天对国家的压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对苏维埃国家宪法原则的破坏具有更加迅速和加重的特点，特别是在教育、文化领域，近来又渗入国家政权的建制领域。
俄罗斯共产党人支持强国思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根•久加诺夫在其著作中阐述了这一立场。“帝国——这是由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国国家的发展形式。……除了具体的阶级和等级的含义，这个三位一体（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人民性）还具有更加广泛的历史文化内涵，用现代的政治解析语言来表述，就是具有当前最迫切的和最有益的内涵。它反映了一些本质上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贯穿在俄国国家制度发展的不同的、甚至就其形式而言是对立的时期。”（《强国》，莫斯科1994年版第14、16页）。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可以描述为社会强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