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大地震。其后续效应至今仍在发酵。最近，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又在闹独立。这些事件折射出当前国际政治中诸多亟待澄清的深层问题。深入探讨、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无禅益。
制造分裂成为西方的基本策略
20世纪末至今，欧美向东进行的地缘政治扩张，主要采取的是在前苏东阵营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方式。从苏联解体到科索沃“独立”，前苏东地区已经分裂出20多个新国家。从更大范围看，国家越分越多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不容忽视的恶性趋势。全世界在一战刚结束时大约有30多个国家，到二战结束时有50多个国家。而现在的国家数量已近200。由此产生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为何日益碎片化？
这当中固然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列强有意制造分裂直接相关。从积极方面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增加权力，保持权力，显示权力”；从消极方面看，实力强弱的相对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削弱对手，以达到相对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因此，削弱对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肢解其躯体，即分裂其领土，使其永久性变小、变弱。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的策略是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并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西方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曾指出：“减少较重磕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因为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强国，国家越小也越容易被掌控。事实上，西方列强一直在使用这种策略，试图长期控制他国和称霸世界。
以西方外交实践最圆熟、老练的英国为例。英国本土不及其全部殖民地领土的1％，其统治“诀窍”就是实行均势和分而治之，为一己之利不惜落井下石，牺牲他国权益。拿其在中东的政策来说，一次大战期间，英国为了对付参与同盟国作战的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后院——阿拉伯世界不断策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但英国转头就背信弃义，在 1916年4月与法国秘密签署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一战后的中东版图正是根据这一协议被分成了多个“委任统治国”，并最终使本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阿拉伯民族分裂成22个小国家，而且从此内讧不止。与此同时，英国还在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阿拉伯领土建立犹太人家园，为以色列在中东建国铺路，人为制造出阿以对立、冲突的局面。印度次大陆地区同样如此。从版图上看，印度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大国，但英国在印度独立前推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巴基斯坦后来又分离出孟加拉国），并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态度模糊，造成印巴双方的长期敌对，致使印度错失成为世界大国的契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越是在关系到西方战略性利益的关键地区，分裂出的国家就越多、越小。小国林立的最终结果。就是它们纷纷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依附外部大国，成为大国推行霸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棋子。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新建了诸多小国，这些“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这些小国最终都成为俄罗斯或奥匈帝国的同盟或附庸，成为两个强国间日益对立的棋盘上的卒子。对此，一些巴尔干国家的领导人也深有感触。领导克罗地亚在1850年取得独立的统帅叶拉契奇曾不无悔意地谈到小国被迫接受大国控制的情况：“我宁愿看到我的人民身陷土耳其的桎梏，也不愿意让他们受文明邻邦的全面控制。……文明的民族要求受他们主宰的人出卖自己的灵魂，换言之，出卖自己的民族属性。”这种场景如今又在科索沃上演。科索沃过去曾有南斯拉夫“贫民窟”之称，现在还是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长期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援助。可以想见，科索沃“独立”后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生存，最终只能投向西方大国怀抱。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英国这种不光彩的做法。美国从 19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军事建设与殖民扩张。在其所谓“地峡生命线”的巴拿马运河地区．美国硬是从哥伦比亚策动、分裂出一个只有7万平方公里的巴拿马国，进而加以全面控制。苏联解体后、美国竭力推动北约东扩，并将南斯拉夫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欧美先是采取各种手段挑唆其内部分裂，最终将其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解体后，西方仍不满足，继续削弱南主要继承国——塞尔维亚。为此，欧美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闹独立。当塞尔维亚难以容忍而进行反击时，美欧乘机在 1999年对塞发动军事打击，并最终促成科索沃“独立”。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海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美国也将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作为实现其全球霸权的重要途径。为此，美国海军提出了控制16个海峡通道的战略目标。而要想控制这些地区，除了培植亲美力量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地区分为小块。伊拉克战争后，鉴于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复杂化，美国高层多次萌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实施由3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2007年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什叶派与逊尼派三个实体分治。伊拉克《阿札曼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参议院的决议案，是要让伊拉克继续作为美国的“附属国”。
种种事实表明，西方大国以邻为壑、在他国分疆裂土而出现的“碎片化现象”，是国际霸权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霸权主义继续存在，这种分裂与分化的可能和趋势就会持续下去。因此，分裂与反分裂、肢解与反肢解的斗争，一直是国际政治斗争中最激烈、最能掀起风浪的急流。
“民族自决”日渐沦为西方分裂他国的霸权话语
西方制造分裂的图谋之所以屡屡得逞，除了由于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从字面理解，民族自决权“首先指被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权利，也泛指一个民族不受外族统治干涉，决定和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该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二战后，民族自决权更是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赢得独立的。但在当代，以“民族自决”名义进行的国家分裂是多民族国家最难应付、理论上最令人困惑的。分析该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实践可以发现，国际上普遍存在错误理解和滥用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从历史起源看，发端于西欧的民族主义是欧洲特定地缘政治环境滋生出来的政治思潮，因而存在诸多先天性缺陷。欧洲是个破碎型地缘政治版块。自3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数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呈现小国林立状态。民族是国家的倒影。“没有国家，就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欧洲小国林立的地缘政治版图，最终强化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而倡导“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上长出的罂粟花。可以说，欧洲的民族、民族主义与破碎型主权国家是彼此互动、相互促进的。它在加快欧洲现代国家生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更在欧洲引发了长期征战。战争的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欧洲列强的原有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一矛盾，并且使欧洲国家大伤元气，最终在二次大战后让出世界政治的权势中心位置，而被苏联及欧陆之外的美国所取代。
近代以后，这种带有欧洲病态基因的民族主义，被当作万应灵药带给了东方国家，而东方社会结构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性。以巴尔干地区为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反复厮杀，在这里留下远比西欧核心地带复杂得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里民族认同淡漠，各民族间基本相安无事。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更多是职业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争取政治独立的依据。这种状况当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相去甚远。
